国土空间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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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格，“新加坡概念”和“居者有其屋”的主要倡导者，曾任新加坡规划局的首席行政长官和总规划师，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曾先后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并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评审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带来先进的设计理念，也对中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直言不讳。以下是他对于理想城市规划的几点看法，希望此期内容能对相关从业者有所启发。

“基本功”比“性感”更重要

刘太格认为，建设现代理想城市首先要打好基本功，特色建筑只是“锦上添花”，不能本末倒置。

以新加坡举例。刘太格说，新加坡在整个80年代，主要做的都是些基础设计工作。早期曾有外国专家到新加坡后认为新加坡太素太单调，缺少城市活力。“我给我的同事说不听他们的话!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

刘太格认为，真正好的城市，首先是为人们的居住提供最好的城市功能。其他一些特色建筑如体育城、综合娱乐城等是属于“性感”的东西。他认为，市民对“性感”的东西市会有兴趣，政府拿它当政绩来大家也能看见，但只有基础的东西才是人们天天感受到的。

“我经常给中国朋友说，做好城市设计，重点是做好基本功，如果缺少基本功，性感的东西是浮躁的。在中国能做到整齐就是有特色，如果每一栋房子都有特色只会显得乱。”刘太格说。

城市建设不能“千城一面”

对于现在一些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楼房越盖越高的现象，刘太格认为，大城市有必要盖高楼大厦，因为城市大、土地压力高、地价也高，否则难以容纳市民居住就业需要。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城市无论大小都在盖高楼，这就不应该。

刘太格很担心目前中国一些中小城镇都想模仿大城市的倾向。他指出中国城市的通病：大城市有什么，很多小城镇也要复制什么。比如一个乡镇也要起一个五十层高的写字楼。首先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第二你就没有扬长避短。如果说大城市迫于寸土寸金的地价不得已盖高楼，那么小城市就应该营造一种轻松、悠闲、浪漫的环境和氛围，让大城市羡慕。

刘太格比喻：“城市跟人是一样的，是有‘身份’的，大城市就好像一个董事长，要穿大礼服，他太太要穿高跟鞋……中小城市可能是个青少年，乡镇还可能是个乡村姑娘。你是把乡村姑娘打扮成贵妇，这是个笑话，可是这种笑话现在经常发生。”

靠拓宽道路解决拥堵是错的

很多城市解决交通拥堵最粗暴的方法就是把路加宽，或者盖高架路，刘太格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因为交通拥堵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就好像人体里面的血液不通畅，不能够独立地去考虑，要从整个人体考虑。”

刘太格说：“比如交通要把人从家送到商业中心、学校或工厂企业，那么你要知道商业中心在哪里，规划的路跟商业中心怎么结合，这些都是城市规划最早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建成之后再把路加宽或者盖高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新加坡很少有高架路。在刘太格看来，搞一条高架的快速路就等于规划是失败的。因为建一条高架路，首先费用很高，第二破坏两边的环境，第三降低了高速路两侧的房价。

那么，新加坡是如何做的呢?刘太格提出“卫星城”的概念：新加坡有27个城中卫星城，他们合理分布，组成了大的框架。卫星城的规模在20万到30万人口之间。功能高度齐全，不仅满足住户日常生活需求，更能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在自成一体的同时，很多居民可以在卫星城内得到从工作到生活的条件，节省了路途奔波的时间，增强了家人共处的宜居性，完全是一举多得的方案。

“这样一来，到市中心的交通量就减少了，无形中就减轻了交通的压力。这些都需要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刘太格说。

此外，刘太格尤其强调城市建设快速路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代交通堵塞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快速车和慢速车挤在一起，所以快速车快不了，慢速车也慢了下来。“你看在新加坡从东边到西边，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因为快速路是绝对封闭的，所以它一方面是速度快，而且没有红绿灯，本身也体现了节能的理念。这样一来，慢速路也可以保持通畅。”刘太格说。

保护老建筑不是让它孤立尘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刘太格开始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规划项目。他一直在大声呼吁要保留城市的文化特色。

“你能说出哪两个城市的地貌和历史是一模一样的吗?这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东西，尊重它们就是保护城市特色;毁掉它们，就等于抹去了城市的基因符号。”刘太格认为，一个真正的规划师必须对城市的自然地貌和历史文化心存敬畏。在它们面前，规划师只是仆人。

出任新加坡规划局首席行政长官和总规划师后，刘太格干了件自认为很“得意”的事：保留了25个老城区。这些承载着新加坡记忆的老城区是刘老顶着压力，硬着头皮保住的。

在刘太格眼中，中国的山水、植被、农村处处恬美，凡是老城都有明显的特色。每一次他在中国做地貌、历史调查，都感叹中国的自然美景和历史文化太丰富了。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懂得珍惜，对老建筑、河道、丘陵随意破坏。

“一座城市没有老房子就像一个人没有记忆。”刘太格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紫禁城”，这个“紫禁城”其实就是城市的老建筑，他认为应该把老建筑当作神圣的紫禁城一样保护起来。但保护不等于尘封。”刘太格认为，老建筑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它理应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

“新加坡的历史不长，只有200年，但是我们列入保护的历史建筑有7000多处。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新加坡，不仅有现代化的地标建筑，还是一个有独特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感的城市。”刘太格自豪地说。

城市规划不能太短视

在对新加坡城市规划中，刘太格坚持了几个原则，首先一条就是必须有长期的规划，至少要求有50—60年的前瞻。当时新加坡只有300万人口，刘太格当时按100年的年限、550万人口来规划新加坡的建筑和布局。这个在当时已经被认为非常超前的规划，如今却也有些小小遗憾。刘太格算过，20年后，新加坡的人口就将直逼550万大关。原先100年的规划，新加坡只用了40年时间就走完了，“胆子放得还不够大!规划要做就做N年的!”他认为，亚洲城市的规划不用担心估计的人数太多。规划时间一定要长一些，人数一定要多一些，不用担心不可靠，在适当的幅度上达到一种远程的预测是有可能的。

刘太格打了个比喻：城市就像一个饭碗，饭碗做得太小，里面的饭越来越多，硬压下去，碗就被撑破了。换言之，城市规划得太小，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城市各种系统崩溃掉。如果碗规划得很大，米饭总是装不满，那就多加一些汤、菜什么的，即是多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这样人生活起来也更有幸福感。

在新加坡的地铁规划上，刘太格再次证明了远期规划的优越性。1972年，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新加坡未来10年内将产生地铁需求。于是政府就开始买地、组织拆迁，预留地铁的土地。到了1983年地铁正式动工时，政府用的实际上是10年前的土地负担价和拆迁成本，因此，新加坡的地铁造价是当时被誉为全球最低的，省下来的钱，足以支撑很多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类似利用规划来节省成本的例子，在新加坡的建设历程中十分常见。

中国城市规划困局

刘太格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政府的规划思路有很大关系。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喜欢做形象工程，领导的任期太短，总要在任期内拿出一些有震撼力的建筑。却没有考虑完善长远的规划，“不客气地讲，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杂货店'。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选择地做少数亮点的工程。”

在中国，刘太格参与了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但很多原先做好的规划只有部分付诸实践，有些城市甚至全盘放弃了他的所有规划。

他说自己的方案如果执行的时候能保留15%，就是成功;能保留30%，就是高度成功。

“在中国各个城市，能不能保留到15%，还要看他们官员和规划局规划师的素质，也就是说和地域没有关系，和当政者的素质有关。当然我也要设法说服他们，规划是高度抽象的，所以每次给他们看规划，就是上一堂课，我不仅是做规划工作，还是做教育工作。我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完善，方案执行的正确性就越高。”刘太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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