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综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收入分配体制的官方立场

在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例从90年代中期起，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等等进程，开始持续减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差距又在不断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比较高的。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有了深刻而重大的改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的问题。

这些现象和问题早就引起了党和国家的注意。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著名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邓小平同志也从来没有忽视过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5月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在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又强调，“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在1992年12月，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邓小平〈参考消息〉两篇文章后的意见》）

1991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对过高收入，要通过税收等形式加以调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再次重申，“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要求，“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2001年11月，江泽民同志说得更加明确，“收入分配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妥善处理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群体的分配关系，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有利于避免和化解社会矛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特别是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存在实际困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良好分配体制的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民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2006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努力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中写道，“加快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更加注意社会公平，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共教育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结果。”2007年10月，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胡锦涛同志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官方对待收入分配体制的关键认识和总体目标。此外，我们还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所警告的那些话，“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

那么，为什么有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贯而明确的认识和要求，收入差距还是扩大了，收入分配体制也迟迟没有得到改革呢？为什么到了2010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突然成为了舆论热点，各色人等纷纷就此发表各种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议呢？

对这一疑问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对围绕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种种观点的具体分析上。我们要看，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而关注起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对此给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纷杂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并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

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成为热点的原因

分配方式是生产方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所有制领域，坚持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因此就有了不同的分配方式。因为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所以分配方式上，仍然强调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考察一下这二十年来各种经济成分力量的对比，也就知道了分配方式变化的趋势。单单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字相比，企业法人数字增长52.6%，但是国有企业下降20%，集体企业下降44%。2008年末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比2004年增长114.8%，其中国有企业增长58.5%低于平均水平，集体企业更是下降15.1%。这是在短短4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

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2005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中的比重由10.11%下降到5.00%，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从33.28%下降到28.34%，资产总计从48.05%下降到43.78%，利润总额从44.04%下降到29.66%，税金总额从48.5%下降到38.1%，从业人数从27.19%下降到20.30%。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比重，在企业单位数中由45.55%上升到了57.70%，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中从18.99%上升到26.88%，资产总计由12.39%上升到17.59%，利润总额由14.33%上升到27.16%，税金总额由15.44%上升到24.65%，从业人数由24.54%上升到32.50%。

在这些数字中，缺少一项关键数字，就是员工报酬。但是上边这些数字也足够说明很多问题了：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然是主体，但是在各个主要指标上都处于下降趋势之中，利润总额下降得最多，比工业总产值、税金总额和从业人数下降得多。私营企业在企业单位数中已经是主体，在其他主要指标中也处于上升过程之中，利润总额上升最快，超过了工业总产值、税金总额和从业人数的上升速度。这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的发展方向上是有利于私人资本的。

分配方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按要素分配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即使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按劳分配了。这是我国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不过，在进一步的分析前，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居民收入是种不确切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从字面上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收入，抹杀了不同形式收入的不同状况，同时又抹杀了不同人群在收入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居民收入这个概念，以及关于这个概念的各种数字。

在2009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个事件虽然没有也不会改变劳动报酬下降的事实，但是却影响了政府与企业、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2009年的大规模投资。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5万亿元，同比增长30.1%；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19.4万亿元，同比增长3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占了44.6%，同比增长35.2%。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导致了大规模的投资，这些投资使国有企业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而相对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则没有获得那么多的好处。此外，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预计，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净新增约3万亿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2011年底达到约10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中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据报道，截至2009年年底，在有统计数字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平台债务合计/本省GDP）低于60%，有10个省市甚至超过了100%。政府负债大幅度增加，预示着增加税收等各种增加企业负担的事情即将发生，这也造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广泛不安。

相对于多年的快速发展，2009年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危机中遭遇损失，在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获得的利益又不够多，甚至可能将来还要为政府负债埋单。这一切引起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严重关切，造成了普遍不满。这是2010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讨论突然爆发的主要原因。非公有制经济向政府发动进攻，妄图政治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好处。这个斗争披上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外衣，以争取普通群众的关注和支持。也正因为这个争论是围绕着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展开的，所以城乡差别扩大的事实反而很少有人涉及了。

三、争论热点之一：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1993年江泽民同志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过，“发展经济不能只靠增加投资、扩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等外延式发展新的生产能力。……靠发钞票搞发展，势必会带来通货膨胀，到头来，就要急刹车、治理整顿。建国以来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更要注意和警惕的是不能把资金用来搞泡沫经济，这在国外是有教训、吃过苦头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每当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除了政府引导、甚至政府直接进行的投资，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泡沫经济也越搞越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必然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在2009年这样的大规模投资作用下，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必然成为了重要议题。

但是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增加并非完全是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越来越富裕的社会需要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也迫切需要国家提高国防能力和军事设施。总之，一个越来越富裕的社会，要求越来越多的政府开销，反过来，政府就会要求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中国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10.3%上升到2008年的20.4%，同时中国的财政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1.2%上升到20.8%。（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税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重要的一块。那么，谁是所谓的“纳税人”？如何“公平税收负担”？我们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非公经济的壮大，他们在纳税方面也应当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非公经济纳税的增长速度与其产值和利润的增长速度是不匹配的。也就是说，他们理应纳更多的税。但是，他们并不这么想。

资本家通过其豢养的各种媒体、组织、专家和渠道表达出他们的意图。他们声称，政府财政收入过高，使国民收入过分集中在政府手中，减少了居民收入。《经济参考报》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国民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

财富“三集中”》中，这样写道，“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明显的‘三个集中’倾向：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6～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后来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国富民穷”。

但是《经济观察报》没有告诉我们，除了文中的财政收入和劳动报酬之外，GDP还有大约40%的剩余。按照某种理论，GDP应该全部转化为各种收入。那么，这40%又变成了谁的收入呢？

对此，新华社2010年6月的一篇报道《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国富民穷”》予以反击。文章指出，“2007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9．9％、19．5％和20．4％。按全口径财政收入计算，也就是公共财政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三年来中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27．6％、27．9％和30．0％。据统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达35％。”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算多。

民营资本之所以花大篇幅大力气来强渲染财富向政府集中，无非是把另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原因归结到政府收入太多上边去；而如果政府真的在舆论面前被迫做出让步减轻税负，那么获得好处的并不是劳动者而是资本家。后边我们还会看到更具体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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