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工作虽然越来越重要，但中国的整个环保体系的运作流程和十几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春节假期刚一结束，国家环保总局便连发两道金牌，先是通报近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接着在次日，环保总局又开始全面排查新建化工项目，少帅潘岳高调要求全力消除环境隐患、推行规划环评、防止松花江事件重演。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改名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之前，跑环保口的记者，肯定不象今天这样动辄便能发出头条新闻。毕竟，在计划经济当道时，一纸命令直接就可以让项目或停或死，根本无需采用环保测评这样间接婉约的手段。
早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央对地方经济调控方式的改变，严格执行环保程序成为中央地方博弈时，中央政府组合拳中较有力的一个套路。
但环保风暴也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在保持其坚硬力度的同时，能否更加常规化程序化而不要演变成一场运动。
按照日本制度经济学学者青木昌彦的理论，转轨经济中存在历史的路径依赖，简而言之，在制度转轨过程中，尽管出现了新的制度，但在新制度框架中，仍难免有相当一部份是由其经济的历史条件所规定下来的。
把这个理论放在屡屡刮起的环保风暴中来套，那就是环保工作虽然越来越重要，但中国的整个环保体系的运作流程和十几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举个例子，上个月，我去粤北山区采访北江污染一事，当地的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也向我讲述了他们的难处，作为山区县，经济落后，只能吸引一些被珠三角淘汰的污染型企业，于是，地方财政来自于这些污染企业所带来的收入，而地方环保人员的工资又全部由地方财政解决。由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受多方因素左右，环保工作的艰巨重担，又只好落在了轻飘飘的官员自身道德建设上了。
多年以前，我也曾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参与过项目落地工作，因为投资上亿，便有来自中央的环保官员拿来材料让我们去填，我记得其中有一份材料叫做《当地居民对此项目的意见调查》，大概有一百多份，我们转手把这些问卷塞给了当地的官员。为了吸引投资，官员自己就把问卷搞定了，所以，在这些卷子里面，你当然看不到，有谁会不知好歹地怀疑项目可能会造成的污染。
其实这种境况绝非环保部门一家所遇到的。我曾做过一个检察改革的调查，许多检察官向我抱怨，由于检察机关的经费依靠地方财政负担，于是司法机关仰人鼻息的事就在所难免。甚至在各级检察院的人员录用上，省检的话语权还比不上该市人事局。
在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一个思路，希望效仿海关，将各级检察机关的经费转由省级甚至中央财政支付，但这仅是一厢情愿，至今没有见到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倘若由于制度设计的漏洞，使得司法独立都遇到这么多的阻碍，那么，对地方环保机关能否自觉自愿地贯彻中央的意图，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抱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