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职业资格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在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逐步进入“后危机时期”。后危机时期的中央银行，不仅要夯实经济复苏基础，防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还应该对危机前后以及危机期间的货币政策进行全面反思，以便为未来经济增长创造更加稳健的金融宏观调控环境。

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
面对危机期间经济快速下滑风险，各国中央银行协调出台宽松货币政策，维持金融稳定，增强市场信心，有效防止金融危机与经济下行之间的负反馈的恶性循环。危机期间的货币政策具有以下特征。

利率工具操作具有显著的趋同性
次贷危机爆发后，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紧缩局面，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采取了大规模降息和流动性注入措施。从2007年8月起，美联储先后10次大规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至0～0.25%的目标区间，12次降低贴现率累计575个基点至0.5%；欧洲央行先后7次降低主要再融资利率累计325个基点至1.00%；日本央行两度降息累计40个基点至0.1%；英格兰央行9次降息累计525个基点至0.5%。
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鲜明的创造性
在利率水平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只有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结构和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方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刺激经济复苏。货币政策操作的非常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创造性地使用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窗口更具灵活性，以兼顾利率调整和流动性供给双重目标。如延长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贷款期限，扩大抵押品范围和贷款对象。
二是创新非常规救助工具，如美联储的TAF、TSLF、PDCF、AMLF、CPFF、MMIFF、TALF等工具，以满足金融体系流动性需求，为外部融资者创造稳定有序的融资条件。
三是主要中央银行参与政府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方案，购买金融机构资产，向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或者为金融机构债务和资产作担保；同时买入国债，增加国债市场流动性，压低中长期利率水平。

货币政策操作注重国际协调性
2008年9月，经济金融形势迅速恶化的风险强化了各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同性，G20峰会促成主要国家央行实施快速降息货币政策操作，以及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为了缓解欧洲主要经济体货币市场美元流动性短缺局面，美联储增加了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等的货币互换规模，并将美元互换安排扩展至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时，其他国家之间也有目的地开展了货币互换。
危机应对政策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一是可能增大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充盈使得大规模国际资本由低利率的发达国家流入利率较高、复苏较快的新兴经济体，推高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
二是可能增强通货膨胀预期。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基础货币迅速扩大，金融市场功能恢复后带动资金流通速度回升，货币乘数随之放大，最终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大，这种机制将诱发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如果中央银行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使通货膨胀保持低位，或者中央银行提升利率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及时性和可信性受到公众质疑，那么中央银行将失去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控制，加大现实通货膨胀风险。
三是可能加剧道德风险。中央银行为维护金融稳定而行使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可能被微观经济主体所利用，增强金融机构“大而不倒”信条，诱发倒逼机制，从而引发越来越严重的道德风险，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损害长期的经济效率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地位与作用的再认识

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期间发达国家危机应对政策实践，为我国后危机时期甚至更长远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很多借鉴经验，使我国中央银行可以趋利避害，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职能。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不应局限于通货膨胀
危机爆发前，多数中央银行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威胁，货币政策如果能够创造可持续的低通货膨胀环境，社会资源就可以实现有效配置，经济增长也可以实现最大化。然而，这一逻辑忽略了低通胀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本次金融危机表明低通胀并不能带来金融稳定，甚至可能诱发市场产生乐观主义情绪，加之长期低利率政策预期的共同作用，吹大资产价格泡沫，鼓励风险过度承担，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低通胀环境极易麻痹仅以通货膨胀为最终目标的中央银行，延误其转变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机。在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特别是受到危机重创的发达国家，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力图提高通胀容忍度，利用通胀化解债务压力，最大化通胀预期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已然慢慢向巩固经济增长趋势倾斜。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兼顾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多目标制有效规避了仅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疏漏。然而，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之一，其涵义在危机后需要重新界定。鉴于资产价格波动是本次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所以物价稳定目标应对资产价格变化有所体现。
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可以应用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
危机期间，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为我国未来流动性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创新思路。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是在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传导链条断裂条件下的被动选择，是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跳过传导机制已经陷入瘫痪的先导环节，向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在当前汇率制度下更多面临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和回收流动性的问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和负债项目创新经验，根据可回收、可测量、可监控原则，创新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
央行金融稳定职责应逐步由事后调控向事前与事后相结合的模式转变
危机应对货币政策体现了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具有显著的逆风向事后调控特征，并以“最后贷款人”作为金融稳定的最后防线。但是“最后贷款人”职能只是一种短期救助措施，容易与长期货币政策目标冲突，导致中央银行的信誉损失，造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例如，危机期间美联储等中央银行的救助措施虽然提出了足额资产担保、惩罚性贷款利率等限制条件，但救助对象的一再扩大，不断挑战“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法律界限。相对于发生金融系统风险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对金融机构经营的顺周期特征进行动态事前调控的成本要低很多，同时可以避免危机应对政策中可能出现的政策超调问题。
后危机时期我国货币政策需要把握好的几大关系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脆弱，国内经济结构失调问题依然严峻，经济金融形势的不确定性要求我国货币政策需要把握好如下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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