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师

正反两依依——谈“论‘反规划’”1

1、“正规划”的意义与缺陷

“正规划”是北京大学俞孔坚先生对现行中国式规划编制范式的概念表述。“反规划”概念是直指当今城市规划方法论为了应对城市化进程和不确定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出现的危机而提出的。用“反规划”概念模式取代现有的规划模式是从理念到运行方法的变革。为此，认真审视“正规划”的意义和缺陷显得尤为必要[1].

“正规划”编制制度与方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一整套的体系制度和技术方法，它是规划学科生存的价值所在。它顺应了历史发展与城市生长的潮流，支持了我们城市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期二十多年来，它是集约城市土地使用有效实现的路径依赖。因此，评价这种“规模—性质—空间布局”传统物质性规划的功效不能仅限于用地布局细节的实现和规模预测的准确[2]；重要的是考量对城市的生长方向和整体格局，以及各主要功能区的框架，交通系统网络的构建，城市基础设施的统筹与民生质量的改善等方面的指导和控制作用。中国社会二十多年的沧桑巨变和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我们取得了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传统模式的编制方法及实施策略的效果是显著的，广大民众是满意的。

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传统模式的编制方法是有缺陷。从科学发展观的层面上看，它距城市科学的规划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从理论上来讲，城市规划还不能准确演绎城市发展变化的特征和规律，还未真正形成一套可以系统地推理、实验、证明城市规划的学科理论。从实践上看，众多规划编制成果被频繁地修正、调整，并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体系芜杂，科技含量不高，尚未走上客观的科学之路。笔者认为，现行规划模式的缺陷是规划学科性质使然，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代表现已存在的许许多多的没有技术含量和不负责任的“坏规划”。

这种城市规划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数量分析的不科学。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规模限定的依据，规划有可能走向“鬼划”，走向没有评判标准的空中楼阁。城市规划界不能把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是涉及到机制和体制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单纯的规划编制技术路线问题和编制制度问题。

规划为管理控制建设服务，城市规划的好与坏，直接落实在规划管理方面。规划只有与管理科学对接，与民众参与对等，才能实现信息对称，与民众达成共识。惟有如此，规划才有力量。如果脱离规划管理，空谈规划的编制体系与路线只能使规划陷入八卦阵，这对规划学科健康持续发展无益，甚至还会贻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2、“反规划”思想与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使人们重新审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规划”这种哲学观是后现代主义在规划界具体的表象，它是对理性规划模式颠覆和变异，是将规划理论中的复杂性重新定义的表述。有一个值得推崇的观点是，城市被看作一个动力系统，城市各个系统处于混沌的状态，而且是在秩序支配下的复杂状态，复杂中包含着秩序。它的理论基础是混沌学的—个推论——分形理论[3].

分形理论是Michael Battg 和Paul Lougleg提出的《分形城市》学说，其灵感来自于混沌学的一个数学推论——分形。两位分形城市研究者在分析了一系列城市形态案例（如功能分布、城市成长方式等方面）后指出：①复杂的城市可以理解成非常简单的实体组成；②分形不仅存在于空间还存在于时间。他们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建构可预测的城市模型，用重复、迭代的递归的程序来构建和发展理想的城市。他们的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反规划”方法论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就是一种叫做叠合（SUperposition）的方法[4]，用多元拼贴的手段，把四个基本子系统——防洪Sp、生物保护Sp、文化遗产Sp、休闲Sp等透明地叠置交融，四个系统都没有包括其他系统，边界模糊的四个子系统的组织遵守分形的长生方式，并试图通过这样的形式，使城市看上去像自行演进的，而不是经过规划的。这种规划图上的各个系统支离破碎的形状，让人想起点彩派的绘画创作手法。这种规划自然是抽象的模型，而不具备真正制度上可运作的意义。

当今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的课题是全球性的，彼此形成“蝴蝶效应”。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步履维艰，任重道远。应该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其生态安全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解决之策，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5].有人说，贫穷是最大的环境污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贫穷的生存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同时，寻找建设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才是必由之路。我国还有近3 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世界是多元的，把任何一种主张当成绝对真理都会导致谬误。但不可否认，人类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人类的正常思维也离不开理性，理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正规划”的一切思维理论基础是理性主义。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规划从19世纪后期兴起至今，所高举的思想旗帜—直是维护公众利益与社会公平，这也是现代规划编制体制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基础，综观我国二十多年的规划实践，成绩有目共睹，如城市规划地位得到确认，城市规划内容体系、技术方法也得到法律规范等。重新回到原始起点，探讨建立“反规划”抽象理想和价值是不现实的，因为使其碰壁和破碎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环境与人、地关系的现实和城市建设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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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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