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时事评论背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重大突发事件不仅关乎官方的面子，更关涉公共利益的里子，重大突发事件须让权威媒体及时发声，应成为公共治理的常识——而这个常识，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等诉求，更重要的是，它是公共政治走向善治、增益权力公信的必要路径。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重大突发事件“发声”？
　　重大突发事件公开才有公信。纵观形形色色的突发事件，可以发现，只要是做到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的，基本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都推动了事件的合理化解决;相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时羞羞答答，始终不肯见人的，事件走向总是枝叶横生，问题百出。这在近期两起突发事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拿故宫国宝损坏来说，这一事件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宝损坏，更在于损坏之后，故宫方面迟迟不报。正是因为公开的严重不足，导致故宫多故事，引起社会舆论强烈质疑。再看“7·23”动车追尾事故，事故的惨烈，叠加上事故公开存在的诸多不如人意，导致公众“质疑追尾”，相关方面疲于“否认”。仅就事故本身而言，并不能说是极致。想想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两起灾难激发的民族凝聚力，再看看动车追尾事故的舆论口水，两者的差距，不仅仅因为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公开的程度和力度不同。在公民意识普遍高涨的今天，人们对于突发事件有着普遍的参与感。而参与的前提是知情，这是公开的必要性所在。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多种原因的结合，无论是“天地人”哪一种，都需要把真实情况告知公众。即使一些突发性事件确实因为不可抗力，而且相关方面处置也并无太大不当，但不公开，公众耳目闭塞，就容易导致混乱消息流传。相反，即使存有一些过失，只要真正做到了坦诚坦荡，那也会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集中民智民力，推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诸多事实都已经证明，一些突发事件，正是由于公开到位，才有了良性进展。
　　信息公开不能只见文件不见问责。自从2008年5月1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信息公开就成为一个政治热词，只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已走过了3年有余，客观地说，带给公众更多的却是丝丝冷意。在此背景之下，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发力，发布《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看来，关于信息公开的文件确实不少，可是，为什么公开效果很不尽如人意呢?除了技术因素外，最近有一种声音比较有代表性，就是——— 不公开没有问责。换言之，信息公开，某种程度上，对于必须公开的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来说，还只是一种提倡和鼓励，而非一项强制性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现象：一遍遍发文强调着信息公开的重大意义，而执行官员反复掂量之后，发现不公开的后果充其量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损失，根本无涉自己的官帽和官位等切身利益。我们早都认识到公开需要外在的压力，但现实压力还没有加码到足以让相关官员必须认真执行的时候。信息不公开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已弊端尽显。信息的缺失，往往使得谣言和流言横向联合，舆情反而异常复杂，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在近几年历次重大突发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当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等一些群体事件中，信息及时公开并取得效果的经典案例，也让官员们切切实实看到了公开的“甜头”，但遗憾的是，学以致用很难，更多的时候，当问题发生时，一些部门依旧是笨拙地应对，依旧是习惯于掩盖和压制。
　　重大突发事件应公开关键信息和核心信息。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不能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后才公布，而应及时发布事件进展，如此才能满足公众的密切知情需要。所发布的信息应当是事件的关键信息、核心信息，而不能是一些隔靴搔痒、在事件外围打转转的信息。按照重大突发事件的“黄金4小时”法则，信息公开如果能在事发后的头4小时内进行，就能抢得舆论先机，成为最得力的舆论引导。事实上，有关猜测、质疑、谣言就是在这4小时内酝酿，在4小时内得不到求证后爆发的。我们常说要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布重大突发事件的准确、权威信息，如果不能把握和尊重传播规律，这个“第一时间”“及时”就失去了意义。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披露不能挤牙膏，应做到主动充分。如果等质询久了，才透露一点消息;如果只是问什么说什么;如果只是用单一渠道发布消息，不善用新兴的重要舆论聚散地;如果发布频度不高、跨度不长，诸多媒体和公众的疑问得不到回答，那么，公众的知情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要做到充分，必得迅速组建专门的信息发布团队，主动、全面、高频次、多渠道、分门别类地把信息发布出去，才能令媒体公众各取所需，想知尽知。信息发布只有与公众关切相吻合，才有力度，有质量。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不能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后才公布，而应及时发布事件进展，如此才能满足公众的密切知情需要。所发布的信息应当是事件的关键信息、核心信息，而不能是一些隔靴搔痒、在事件外围打转转的信息。关键时候，如果不是一些权威、有分量、掌握核心信息的人物来发布，那么发布者往往会答非所问，更引公众质疑。
　　重大突发事件须让权威媒体及时发声。权威是重大突发事件发布的主要通道。在微博、微信等架构的传播新秩序下，碎片化的真相与集群化的流言都有了更深沉的土壤。2010年2月21日凌晨，有电话、手机短信传播山西某些地区在21日2时至7时有地震，事后并没有地震发生，但由于没有省、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各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公共事件中，在谣言之后的关键期，各色信息往往蜂拥而出，公众在筛选与甄别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权威出处，无从下手，只能遵从“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自保逻辑，将事态想象成更为恶劣、惊悚、不堪的一面。正如专家所言，“在新媒体技术引爆资讯革命的今天，任何涉及危机事件的部门在第一时间内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外界评判组织处理危机的主要根据”。沉默的作为、无声的应对，很容易被公众解读为不堪的内幕或暗箱在交易。
　　在这个资讯社会，每个公民都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而每个亲历者又可能是一个极具传播能力的“自媒体”。重大突发事件不仅关乎官方的面子，更关涉公共利益的里子，重大突发事件须让权威媒体及时发声，应成为公共治理的常识——而这个常识，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等诉求，更重要的是，它是公共政治走向善治、增益权力公信的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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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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