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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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05日“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2011年05月06日基层政府“晒账本”要防“技术处理”

如何确保基层政府公开的数据真实、具体、全面，是“三公”经费公开提高公信力必须解决的问题

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其中，要求地方及部门比照中央做法，做好财政预算、“三公”经费等的公开，受到关注。

公开“三公”经费，基层政府准备好了吗?

中央垂范、省市跟进，公开“三公”经费对基层来说，绝无推诿、拒绝之理。可基层也有难言之隐。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三公”经费公开对节约行政成本、监管专项资金等有好处，但有些经费却很难省下来。比如县乡政府要去跑项目，迎来送往、宴请招待等等，难以避免。

这让人想起四川巴中市的白庙乡。去年3月开始，白庙乡政府将“三公”经费等支出“晒”在网上，列明每笔费用，包括一次花1.5元买了一本信纸，引起广泛反响。据说白庙乡“裸账”后，乡党委书记苦苦跑了两个月，也没有争取到一笔资金。所以有人称白庙乡为“孤本”。所幸一年之后媒体回访，情况有了好转，有企业准备要投资当地特产金银花，因为在企业看来，“敢于公开自己账本的政府，既能取信于民，也能取信于企业”。

乡镇政府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是一件简单的事，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公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技术上并不复杂，但这么多年来全国几万个乡镇只有白庙乡真正做到了全部公开，可见，确实有难度。

财政预算、“三公”经费公开，一直是热点话题，社会呼声很高，各级政府也尝试破题。2007年施行的监督法，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监督具体化;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建设阳光政府提供了制度支撑。公开已成大势所趋，特别是现在，中央明确要求，地方和部门只有具体落实的问题。需要防范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基层，在“如何公开”上动足脑筋，对公开的数据做“技术处理”，比如把“三公”经费调到其他支出项目里，使公布的数字远远小于实际支出。某县前几年搞办公经费厉行节约，在内部公开过包括“三公”经费的数字，有的乡上年支出了二三十万元，却只报了3万元。如何确保基层政府公开的数据真实、具体、全面，是“三公”经费公开提高公信力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增量改革，用俗语概括接近“紧烧火、慢揭锅”的意思，就是要统筹考虑改革的速度、效益与时机。基层实行“三公”经费公开，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白庙乡的“公开后效应”证明，它可以成为“范本”。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配套措施的完善，监督体制的健全，更多的基层政府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让“保密账”变成“明白账”，更成为“民心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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