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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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08日谁来填补高温关怀的“制度真空”

没有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和保障，高温下的权利只能是望梅止渴

高温又至!中央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预警。7日，浙赣闽湘渝川等地气温已蹿至38、39摄氏度。

开公交的司机、马路上的交警、蹬三轮的送水工、拌水泥的建筑工……这些烈日下的劳动者又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高温下的劳动保障，已经不仅是“体面劳动”的问题，更是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必然措施;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福利，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权利。

遗憾的是，现实中情形往往是：一方面是基层劳动者的权利在高温中常常难以落实，另一方面是相关监管部门的“高温保障零投诉零受理”。矛盾背后，暴露出极端天气下社会劳动管理制度的“真空”。

1960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暂行”了51年，不具备强制效力，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而无论是《劳动法》、卫生部等四部门2007年联合下发的通知，还是广东、浙江等省份的相关规定，也都模糊而缺乏操作性。什么是高温天气?中暑是否算工伤?高温怎样延时休息?高温补贴如何制定怎样发放?谁来监管和问责……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和保障，这些问题永远只能以问号方式存在;而高温下的权利，永远只能是望梅止渴。

一个各界呼吁多年的“民生”法规，为何就千呼万唤难出来呢?

必须承认，社会高速发展、急速转型，法律的完善与补充任务繁重，每一部法律的出台也都需要大量调研、论证，相关部门“力量有限”也是客观存在。如此，带有“时段性”的高温立法，难免湮没在众多“很需要、很急迫”的法律法规中。

但制约“立法提速”的另一因素则当引人深思。据业内人士介绍，高温下的劳动保障涉及单位部门较多，像工伤保险，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劳动安全，属于安监部门管;劳动卫生，则由卫生部门分管……“九龙治水”极易造成“群龙无首”，一项论责任要各方分担、论利益却与部门无涉的工作，常常会由于缺少强力的调配、精确的协调和统一的部署，失去推动力。

也因此，要填补高温关怀的“制度真空”，从长远看，当然立足于立法提速;从现阶段看，或许可以“外力驱动”，先简再繁。比如，立法部门可联合相关部委，制定高温条件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单行规定;各省也可通过行政行为，进行制度设计，或把高温条件下的劳动保障作为民生政绩的一个考核要素，或推出面向一线劳动群体的高温休假、高温津贴、高温疗养措施。同时，还可以通过听证会、网络问政等形式征集民意，积极为全国性高温立法做好基础性工作。

高温立法立的是社会规则，清凉关怀则是我们心中良知的法则。在我们呼唤“道德利润”、“民生GDP”时，希望更多的劳动保障、劳动权利，能像凉爽的清风一样，吹到每一个炽热的盛夏、每一颗滚烫的民心中。

2011年07月11日“最美妈妈”激发社会向善力量

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本

连日来，接抱坠楼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引发了海内外的集体感动。日前，杭州市授予其“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和“三八红旗手”称号，称她的事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性大爱”。吴菊萍不计后果的爱心托举，不仅给坠楼女童妞妞带来了生的希望，也激发着全社会的向善力量。

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妞妞居住的小区点燃爱心蜡烛，为妞妞祈福;因受伤无法哺乳，一位孩子刚满两个月的年轻母亲要为吴菊萍哺育孩子;北京企业家夫妇专程赶到杭州，分别为妞妞和吴菊萍捐出10万元爱心款;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正在全力抢救妞妞和“最美妈妈”;而吴菊萍也获得了自己所在公司的20万元奖励，并被允许带薪休养……

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从媒体的积极传播到守望爱心的制度回应，因吴菊萍义举而激发的爱心接力，折射着人性的光辉，引导着社会向善。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有什么比这更能抚慰人们的心灵呢?而因“彭宇案”一度让人不相信“还有好人”，也不敢轻易行善的社会，正在变得温暖明亮，爱意涌动。

“爱的世界没有力学”。网络上，年轻的80后、90后正在热烈地讨论吴菊萍爱的力量源自何处。的确，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就不会仅仅把爱心局限于自己，局限于家人，就能感受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无限的生机。

回顾近来种种感人的爱心救人事件，无论是杭州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还是深圳无惧危险以“天使之吻”救下轻生男的“最美少女”，或是为救素不相识的白血病少女弃考捐骨髓的湖北大学生杨力伟(化名)，他们都这样回应社会的赞誉——鲜活的生命就在那里，我不能什么也不做，看着他(她)消失。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本。

尊重生命，护佑生命，把生命提高到最有价值的地位。这样的生命意识激发社会向善力量，于个人言，是对自身生命的备加珍惜，对生活的信心;于他人言，是通过爱心善意可以帮助改变妞妞、轻生男、白血病少女等个体的命运;于整个社会言，则有助于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改变社会群体的命运。

这于当下尤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能多一些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花季少年就不会轻易地选择轻生，年轻夫妻便不会轻率地让刚刚出生的孩子成为“愤怒的牺牲品”，药家鑫带给他人与自己的“生命之痛”可能不会发生;如果那些道德沦丧的毒奶粉生产企业、利欲熏心的煤矿业主、热衷强拆出一个“光辉GDP”的地方干部，能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我们的社会就能更加和谐，才有美好未来。

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中国的人命》中写道，只有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贵，人命贵于一切时，中国才站得起来。80年后，在“最美妈妈”用爱托举生命的感动中，在素不相识的人们护佑生命的爱的接力中，再次咀嚼这段话，感受着这种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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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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