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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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30日倾听网络民意须防恶意“病毒”

仅仅十多年时间，互联网在中国就拥有了逾4.5亿的使用者，凸显了国人对这一新技术的情有独钟。借助互联网这个民意表达的快速通道，广大网民关注公共事务、加强政治参与，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途径更为通畅。然而，广大网民在越来越享受“在线生活”的同时，也不时遭遇意想不到的误导甚至伤害。

从“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神仙姐姐”，到最近的“钱云会案”，这些网络热点事件，无一例外地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网络迷雾”，让人一时真假莫辨。直到幕后“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现身说法、“神乎其技”，或彼此利益纠葛不清、争吵之中互揭老底，或权威部门介入调查拨开迷雾、揭示真相，广大网民方才发现自己被“洗涮”了，被“娱乐”了，被“恶搞”了。

这无疑是互联网时代令人棘手的一种“民意病毒”。那些“网络推手”、“网络水军”隐身于普通网民之中，身披马甲“分身有术”，装得像普通网民一样发帖、“盖楼”、留言，或谣言惑众，或火上浇油。他们受雇于某些“民意制造者”，按其意旨批量生产“民意”，前者获得佣金，后者在“民意”的成功制造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种网络“民意病毒”还具有不断潜滋暗长的特性。客观地看，人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在现实世界中，这些诉求会受到规则制度的规范和制约。但在虚拟世界里，则可能因缺乏有效的法则秩序管束而有所放纵。在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的开放性和隐蔽性，在给正常利益诉求提供顺畅渠道的同时，也为一些放不上台面的不正当手段提供了土壤。一旦这些空间为“网络推手”、“网络水军”所占据，成为他们牟取不当利益的手段，“民意病毒”便会无节制地滋生蔓延。

“民意病毒”利用和裹挟健康民意，不仅伤害广大网民的感情，也损害网络民意表达的健康肌体，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公众情绪、社会舆论也存在被左右或误导的可能，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就面临被激化或放大的危险。

毫无疑问，互联网作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供了广阔渠道。在看到这些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网络表达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对于那些信息来源不权威、不清晰的“事实”，对于那些有悖常识的“传奇”，对于那些陈述偏颇、片面的意见，我们需要多留一个心眼，避免被欺骗、被误导、被蒙蔽。

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媒体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作为专业新闻机构，面对一些热炒的网络事件，传统媒体必须保持高度的冷静、理性，恪守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防范网络“民意病毒”的侵袭，抵制新闻炒作的诱惑，才能与互联网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2011年01月31日治理欠薪还需“制度护薪”

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制度代替突击，以“护薪”取代“讨薪”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人社部一位同志的疾呼言犹在耳。而更鼓舞人心的，是各地各部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切实行动。自去年以来，人社部等四部委组成联合督查组赴津、冀、辽等10个省份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北京市为3.9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7亿元，新疆各级工会清欠农民工工资5.3亿元，江西两个月内为5万多名农民工追回工资及赔偿金逾7500万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欠薪企业数量、涉及劳动者人数和欠薪金额，都比往年下降。

但也应该正视，临近年关，欠薪现象仍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个案时刻警醒我们，虽然经过集中整治，大面积的欠薪现象已得到有力遏制，但破解这一难题依然需要艰苦的努力。

表面上看，欠薪问题属于劳资纠纷，但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像勒令企业老板立马给钱那么简单。事实证明，每一份工资要进入农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问题最为严重的建筑行业为例，不签劳动合同的用工方式，使农民工陷入维权陷阱;层层转包的承包模式，使农民工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垫资施工的运作模式，使农民工工资成了“连环债”中最脆弱的一环;项目结束才拿钱的结算方式，使农民工从一开始就进入“被拖欠”状态。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治理欠薪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制度代替突击，以“护薪”取代“讨薪”，方为治本之策。

事实上，从制度层面破解欠薪难题已经成为各地的创新实践。北京推行劳动监察“网格化”管理模式，上海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南宁、广州等地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工资保障制度，成都实施“权益信息卡”和“工资银行卡”等监管机制，都以不同形式开通了农民工拿到工资的“绿色通道”，拓展了保障权利的救济渠道，值得总结和借鉴。

从目前看，各地治理欠薪，大多倚重行政力量，法治力量的运用还大有可为。比如，农民工在与欠薪企业的利益博弈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法律等维权渠道存在的问题，“告他拖不起”成为农民工难以承受之重。而欠薪者的违法行为所付成本与其所获丰厚利润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助长了“欠他玩得起”的心态和行为。

有鉴于此，迫切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完善，简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同时加快立法步伐，打造“恶意欠薪入罪”等“撒手锏”，大幅提高违法欠薪成本，使恶意欠薪者得不偿失、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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