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上篇公务员考试命题热点专题分析
专题一民生热点
背景知识梳理
命题切入点
切入点1民生之源——收入分配(实现分配之公平)
切入点2民生之本——就业(就业难VS招工难)
切入点3民生之基——教育(教育公平问题)
切入点4民生之依——社会保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切入点5民生之盾——稳定(保物价与保安全)
专题二文化热点
背景知识梳理
命题切入点
切入点1文化产业发展
切入点2传统文化保护
专题三社会热点
背景知识梳理
命题切入点
切入点1司法公正
切入点2医疗改革
专题四生态热点
背景知识梳理
命题切入点
切入点1低碳经济
切入点2环境公益诉讼
专题五经济热点
背景知识梳理
命题切入点
切入点1扩大内需
切入点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专题六政治热点
背景知识梳理
命题切入点
切入点1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切入点2农村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
下篇时事材料汇编
国内时事
国内时事(2011年1月—2011年10月)
国际时事
国际时事(2011年1月—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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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民生热点
背景知识梳理
民生问题不仅是广大人民的生计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重民生者安天下。这是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高度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体现。
民生问题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求经济高度发达、政治高度民主,而且要求社会公正和谐、人民幸福安康。坚持把民生问题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贯穿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一根红线,也是继续深化改革的时代课题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
当前,我国既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虽然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进行长期奋斗,就业、医疗、社保、教育等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大问题。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视,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重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民生改善。在抗击“非典”、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抗震救灾等突发性事件中,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活受到无比珍视和关注。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更加成熟和自觉。
对于地方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大力解决民生问题,切实为广大群众谋福祉,为改善民生不断努力;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改革是第一动力,始终不渝地把改善民生作为重要使命。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找准新阶段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点,选准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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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切入点 切入点1民生之源——收入分配(实现分配之公平)
时事点击
★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当年措施和五年部署,成为众代表委员们讨论审议审查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引起了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这释放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信号:通过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开创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富的发展新格局。对此,很多网友评论说,这让我们看到了“共富新希望”。
“两会”期间,GDP和基尼系数两个艰涩的数据引发了代表委员广泛的讨论,也被无数普通人反复咀嚼和品味。一个是中国GDP第一次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另一个是基尼系数向0.5靠近,越过了国际警戒线。其间的落差说明,我们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在落实科学发展上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在扩大财富总量的同时,有待于更好地解决分配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1978年至2009年,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差距从2.57倍扩大到3.33倍。如果考虑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实际差距可能有5倍之多。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也在5倍以上。
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扩大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区域与个体差异,也有体制机制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日益引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担忧。特别是一些低收入者在收入增幅有限的情况下,承受着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一些高收入者则因资源占有优势和财产性收入增加而形成可观乃至巨大的财富积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失衡和财富集中的“马太效应”。
“两会”的议程显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正进一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代表委员不是用“紧迫”而是用“很紧迫”来表达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急切心情。
站在“十二五”开局的门槛上,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仅以做大经济总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发展的坐标迫切需要向更加注重全民共享与社会公平的方向位移。而这一转变过程就是要通过加快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启动和推进。
★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速度仍然很快。9月8日,胡润研究院公布的2011年“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富豪人数继续快速扩大。其中,百亿富豪达到127位,比2010年增加三成,比2009年翻了近一倍;十亿美元富豪达到271位,比2010年增加四成多,比2009年翻了一倍多。
作为人均GDP只有4628美元(2010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等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但在富豪增长的数量比拼上,中国似乎优势明显。尽管如此,胡润仍然十分“乐观”地表示:“还有很多超级富豪潜在水下,不被我们所看到。”
“胡润百富榜”对中国富豪的排名,是做了中国媒体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没有做的主要原因是难度太大,失败的风险也大。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备的个人资产统计制度和税务稽查制度,个人财富极难统计。实际上,胡润即使使用现代的规范统计手段,也只能统计水面上的冰山大小,如被调查者的企业规模、销售收入和个人证券资产等,其背后的东西只能靠推算。
一度,由于“胡润百富榜”数据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大量问题,让许多媒体和专家对“胡润百富榜”是否权威议论纷纷。然而,现在人们对胡润的不信任情绪已大大缓解,对他公布的“胡润百富榜”,即使含有水分,也一般能够容忍。所以说,“胡润百富榜”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一位著名评论家在《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一书中写道,在中国,“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上个世纪80年代,“万元户”就已经是让人们艳羡或另眼看待的富人了。30年后的今天,一个富豪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尽管坊间对此争议很大,但该阶层的扩张已十分明显。
那么,国内有多少人能接受富豪阶层?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富豪的评价,涉及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财产、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分配问题。如果财产的不平等和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富豪一族在社会分层处于什么位置,在什么情况下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当公众看见“胡润百富榜”时,提出的疑问往往是,上榜的那些人积累的财富,是靠自己的本事,还是靠其他门路获取的?富豪靠自己本事创造的财富大家无话可说,但当“富一代”的父母将财产传给“富二代”的子女,这显然不是根据本事大小来分配财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富豪的财富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贩毒、违法犯罪得来的,那么,公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甚至反感。
贫富悬殊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手段,其中居首要位置的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西方国家信用制度发达,居民消费多以信贷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刷卡,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量少,政府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个人收入情况,征税也就有章可循了,逃税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绝非事后补充罚款就可以轻易了事。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拥有百万元的富豪阶层至少有1.1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5%。估计到2020年,富豪阶层的人数将达到2亿人。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富豪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富豪阶层还有多少增长空间?从近几年公布的“胡润百富榜”来看,富豪数量增长较快,其空间还难以估量。
然而,中国富豪阶层不断扩大并不完全是好事,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或不公正,已经或正在加剧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富豪过去曾被大多数中国人所厌恶,而今天他们却成了“香饽饽”,被许多人称道或追求。殊不知,在当今中国社会,“仇富”的种子正在不断滋生或蔓延。试问,当1.5亿左右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见到富豪阶层增长,他们能高兴得起来,并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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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问题表现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的各行业平均工资可测算得出,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型”,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条竖线,而低收入阶层是下面的一条长横线,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比金字塔型分布还要糟糕。金字塔型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们还多一些,从金字塔型转为橄榄型,完成起来会更容易些,而现在我们从“倒丁字型”转为橄榄型,任务更加艰巨。
二、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有学者指出,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阻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一,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不大,低收入者有心却无力增加消费,消费需求难以发挥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应有作用;其二,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普遍下降,不满情绪在低收入群体和一些中层、中上层收入群体中升温;其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且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抬头;其四,分配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得改革动力下降,社会创新激情不足。北京大学教授蔡志洲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
★原因分析
一、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偏低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的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苏海南认为,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劳动报酬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二、少数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资源垄断和特殊身份获取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
土地、资源、资本、垄断、“身份”、腐败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一些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资源独占、人员身份等条件或手段获取大量不公平、不合理、不规范的收入,不仅客观上拉大了贫富差距,阻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而且也在人们心里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三、制度性缺失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一文中指出,由于对收入差距的制约机制缺失,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限制了政府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既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测居民收入的办法,又存在课税方式不合理、免征额过低等问题,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偏低,其纳税主体也不是高收入者,而是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着体系不健全、覆盖面有限等不完善之处。较之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财政收入中比重偏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城镇部分社会保障仅仅针对特定群体,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排除在外;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较大差距。另外,劳动法令执行不力,也使一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由此,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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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
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使全民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减少和弱化政府干预是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加大再分配力度,特别要在社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对贫困人群、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分税制改革,将不动产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更多地分配给地方,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格局。同时,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薪酬信息调查发布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在初次分配环节,可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二次分配环节,可调整非生产税税制,扩展社会保障范围,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在政府支出调整环节,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二、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设计更加合理的税制结构,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税收缩小收入差距
一要适时开征遗产税;二要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对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和财产所得实行综合课税,对资本所得和偶然所得实行分类课税;三要开征社会保障税,将社会保障收支纳入国家预算。
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收取比例。国企上缴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并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性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国有企业应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排头兵,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建立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安排企业高管、中层、一般职员和一线工人的薪酬分配关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公司和富人提供资金服务。二是财富转移领域。比如国家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巨大的分配不公。三是垄断性领域。
四、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从根本上确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在《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中指出,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广泛、持续、有力的公众参与,制定有关市场经济、工会、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时,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功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凝聚共识,制定出拥有坚实民意基础、比较公正合理的改革方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认为,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专项立法,与《集体合同规定》一起纳入劳动关系法律体系。政府部门应放弃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管理办法,尽快实行职工薪酬水平控制和职工薪酬总额预算管理制度,特别是完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
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全面推行同工同酬和阳光工资制度,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将财政预算公开化和明细化,各项消费中的公私界线就比较容易划分,预算外开支、“三公消费”问题能较容易解决,从而真正实现收入货币化的改革目标。有专家指出,薪资收入尤其需要体现公平,需彻底打破员工身份界限,全面树立同工同酬理念。公务员应实行职务与级别并行的制度,事业单位要进一步落实绩效工资制度。同时进一步建立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信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等一揽子的调控体系,更好地打击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当前,我国劳动者的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给了社保,除买房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外,其他几项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会比较明显。
七、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农民合理转移和就业,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
国家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充分就业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加大对低学历、低技能工人的在职培训力度,使劳动者的收入随着职业的改变而相应提高。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是首先要正视的问题。可通过户籍改革,推动教育、养老统筹等改革,进而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性障碍。
八、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健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均衡机制。一要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二要在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要在劳方和资方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三要明确国家充当规则制定者和冲突裁决者的角色。四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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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不断增加一线劳动者报酬,让民众体面劳动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广大劳动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保障。要切实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充分就业,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要切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就业帮扶、生活救助、医疗互助、法律援助等帮扶制度,着重解决困难劳动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使他们不断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温家宝: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严重存在,从三方面解决
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我赞成网友的说法,主要是制度的因素。我们已经提出来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在今后收入分配当中,要实行两个“同步”,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要同经济增长同步;职工工资增长要同劳动生产率同步。
我们还提出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一次分配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政府这些年设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养老、医疗、就业、低保等保障问题,实际上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但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是严重存在的。
有一句话说:有一个富人就会有五百个穷人。这句话比较形象,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同时提高低保的保障水平;第二,对于收入过高的行业,我们要采取从总量和水平两个方面,对他们的收入加以限制;第三,我们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有措施,包括税收措施,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公平的、正义的社会,使每一个人生活都有保障,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理想。
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让每一个人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一定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李克强:应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
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当前,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只有就业规模扩大了,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扩大消费才有条件。社会保障是一张“安全网”。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健全养老、医疗卫生、最低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本身也是社会消费。应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保障和服务,把重点放在“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上,集中力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办好群众需求最迫切、政府又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名家观点
如何让“民富”美梦成真?
张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收入增幅达到了24.2%,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31.2%。然而相比之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却只有7.6%。
公共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保障作用不言自明,但民众收入增长长期跑输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所形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将导致消费的萎靡和内需的不足。消费动能的长期不振,最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特别是依靠政府投资而拉动前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模式尽管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高歌猛进,但也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强大“挤出效应”,私人企业承接社会就业的力量受到压抑和削弱。
从98个中央部门近期已经公开的“三公”经费中,虽然如同国税系统高达21亿元的支出并不普遍,但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开销也多如牛毛。更重要的是,由于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很容易成为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可能诱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隐忧。由于国有企业利润的财政化和部门化,加之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
显然,实现真正意义的从“国富”到“民富”,已经不仅体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为此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创新层面确保“民富”工程的到位。笔者认为:
第一,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出来。对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第二,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和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三,要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民众而言就只有宪法意义而已。
第四,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通过群众监督的形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和高压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到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
工资上涨标准量化,乐观其成
高初建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意见》。这样一件与京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事情,既有十分值得期待的想象空间,又有相关政策能否落实到位的悬念,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当下,社会公众对于继续坚持改革有种种期望。其中最大的期望之一,莫过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从决策层的设计来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维护群众权益,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趋向公平,其政策思路已经是清晰可见。在“十二五”规划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的目标,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如今,北京市率先发布了《意见》,不仅量化了工资上涨标准,同时制定了企业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线、企业人工成本线等相关标准,政策规定相当具体,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确令人鼓舞。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改革设想的提出,其出发点无论多么积极,方案多么诱人,如果不能落在实处仍旧是画饼。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北京也好,全国也罢,或许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或悬念,这是应该认真对待,认真研究的。
更多的问题不说,以下几个问题就摆在面前。
首先,《意见》是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终归只是一个“意见”或“建议”,大体上仅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与具有强制性作用的法律法规大不相同。在实践过程中,政府“指导”的权威性,与企业服从、执行的力度之间,必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工人的工资是企业付的,掏钱的是老板。假定企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无法满足工资上涨的要求,达不到“指导线”的标准,又该怎么办?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联在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有大量中小企业遇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用工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员工工资增长的幅度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长压力过大,导致一部分企业“不敢招工”,“招不起工”,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处于开工不足乃至停产的状况。而我们知道,在占企业绝大多数比例的中小企业中,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很高。对这样的实际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其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必须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工资“倍增”,千万不能搞成“被增”,不能只让一部分人获得高收入而其他人只能当“分母”。换句话说,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做到“提低控高”,一方面将最低工资标准提上去,同时对低收入者给予“保底”,有基础性保障措施;另一方面应通过预算管理手段,控制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的过高薪酬水平。
第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仅仅是“阶段性任务”,而应该是通过改革建立长效机制,应该使之成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解决上述问题既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同时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比如,在指导企业实现工资增长量化目标时,政府需要采取包括减免税收、信贷优惠等多种措施,对企业,特别是用工量最多的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又比如,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政府在企业雇主与员工之间进行工资协商时,必须发挥特殊的协调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北京市政府发布的《意见》,以及对这一政策的标志性意义,寄予厚望,乐观其成。
他山之石
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私人经济在美国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各经济主体主要根据市场的变动而决策,市场机制是经济的主导调节机制。相应地,美国也选择的是市场导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固然能刺激效率,但会拉开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均等化。美国调节社会分配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较为合理和完善的税收制度,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以确保社会分配公平。美国的税收制度采用了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并采取少收入少交税、多收入多交税的原则,这种税收制度可通过征税将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美国的社会福利资金主要来自联邦社会安全保险税和州伤残保险税,由个人及其雇主按月收取,每个人在有能力工作时缴纳税款,等到退休或者遭遇伤残风险时,则可根据自己原来纳税额的多少来享受相应额度的社会安全福利救济。
二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向他们提供基本的收入、医疗、住房等福利。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三部分组成,具体包括提供失业救助、社会安全福利金、退休金、医疗服务、残疾保险、住房补贴、低收入家庭子女津贴和学生营养补助等。这些制度覆盖面涉及生老病死、伤残退休、教育就业等,被誉为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特别是为退休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有力的生活保障。此外,美国还采取了福利计划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失业补偿制度三项再分配制度。
三是教会和各类慈善团体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对政府救济补充的作用。由于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来鼓励富人捐献,因此,美国的社会慈善事业比较发达,慈善捐赠也很普遍,对救济低收入人群和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
英国
英国调节收入分配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有正有负,但整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最终收入;二是高、低收入居民在调节中受到的影响远大于中等收入居民;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英国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主要有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以提供就业服务为核心的就业促进体系。其中,税收调节制度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国民保险税等;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以提供就业服务为核心的就业促进体系主要包括启动“新成长劳动力激发创业文化”项目、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政策等就业能力培训政策。
德国
德国的收入分配调节体系较为完善,基尼系数长年保持在0.3左右。其调节手段主要有税收、保障救济和募捐。这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为缓解德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保持德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税收调节方面,税收收入是德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直占财政收入的75%以上。其中对国民收入起到直接调节作用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房地产交易税、房产土地税、遗产税与赠与税、消费税、团结统一附加税等。在保障救济调节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其高效率得到了外国的公认,现在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30%。德国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网络,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家庭保险费用、供养战争受害者和健康受损情况下的社会福利补偿和社会救济金。在募捐调节方面,富人如果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不仅可以依法将捐赠款抵扣部分所得税,达到依法避税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改善自己的形象,从捐赠行为中获得合理的回报,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善举回报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担。
韩国
韩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成功典型。为了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韩国政府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济发展路径呈现出两大重要特征,一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二是高度强调经济增长兼顾分配公平。基尼系数在韩国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收入分配状况相当理想。韩国在经济腾飞之初,也面临着整个社会二元结构明显的特征,繁华的大都市和贫困潦倒的农村形成鲜明对照,韩国政府采取的成功措施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个人所得税是韩国国税中的重要税目,主要对综合性收入、年金和退休金收入和资本所得课征。在税制制定中,充分考虑了资产所有人持有资产的期限的不同,显示了法律制定者抑制不动产频繁买卖的政策导向。从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效果来看,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扩大,高收入阶层纳税额占总额的比重较高,起到了明显的收入调节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保险,包括公共年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产业灾害补偿保险以及就业保险等;二是社会补救,包括生活补助、医疗补助、灾害救济、伤残军人补助等;三是社会福利服务,包括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残疾人福利等。
热点词汇诠释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悬殊。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
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
二次分配:也称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使各收入主体之间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
真题链接
2009年江苏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民生问题)
推荐阅读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人民日报》。
2.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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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2民生之本——就业(就业难VS招工难)
时事点击
★教育学研究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发现了两个现象:其中之一是,几天前一位朋友向他咨询为什么不发达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面临很严重的招生困境?按道理,在不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应该选择上学这条路来改变命运,当地高职高专不至于招不到学生。
另一个现象是,不久前,《人民日报》公布了一组数据: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而在2010年946万应届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人,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
熊丙奇对此的解释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处境:考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但学校的教育质量、就业情况都不理想。“教育回报率不高。按正常教育回报,上学越多,越容易找工作,工资越高。而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
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熊丙奇表示,接受高等教育的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让学生能力得到提高,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一个技能基础,或者有一些更好的发展空间;二是毕业之后得到社会认可。“现在看来,学生进入大学后实际上并未接受到多少有用的教育,能力和素养没有多大提高,学校教育属于一种空心化的状态。而在目前学历贬值的背景之下,学生已经很难仅靠一张含金量并不高的文凭去找到工作了。许多农村家庭在这种学费高、教育过程索然无味、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的现实环境下放弃高考,是可以理解的。”
“读大学需要投资,毕了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我们所说的就业难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有投资就要有回报,尤其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他们念了大学就意味着再也退不回农村,没有退路了,将带来非常大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很明显,“就业难”问题正开始倒逼出教育、社会领域的一些问题。在刘尔铎看来,长此以往,城乡教育、收入分配等领域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力气,想方设法地解决。
★目前,天津市滨海新区四成以上的餐饮企业都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据估算,新区目前餐饮行业用工缺口已超过万人,用工荒已经影响到新区餐饮业的发展。
记者近日走访了新区内多家餐饮企业发现,目前餐饮企业最缺的就是厨师、传菜员、大堂经理、后厨保洁员等服务人员。记者在河北路附近一家高档餐馆发现,该饭店大厅有20多张餐桌,但服务人员只有4名。天津市餐饮协会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般中高档的餐饮企业,都有相应的服务人员配置的行业规则,一名大厅服务人员平均服务1.5张桌子,房间则平均是1.5个人看1间房。该饭店服务员告诉记者,上一批服务员不久前刚离开,他们是上周才从河北省招来的。饭店负责人无奈地表示,“服务差导致生意不好,企业收入少了工资发不起,更难请工人,现在不少餐饮企业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据了解,因为缺人,洋货市场附近的餐饮企业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减少了三成。
滨海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人力开发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滨海新区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信息供求状况显示,餐饮业人才短缺严重,已经入新区十大紧缺人才之一。餐饮业缺乏人才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人才招聘困难,新开酒店大规模招聘人才时,往往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招到人;二是稀缺性人才难找,一旦某个重要岗位空缺后,要找人填补很难;三是行业内人才流动性很大;四是很多具有高等学历人才不愿“委身下嫁”到酒店从服务生干起。这些因素让现在的年轻人远离酒店餐饮行业。
深度解读
就业问题之大学生就业难
★问题表现
据统计,2009年,中国各类高校总数达2663所,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正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11万,当年就业率约为68%。尽管国家有关部门精心谋划、密切协作,出台了一系列积极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措施,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并从个别现象演化为普遍现象,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010年全国需要就业的历届和应届高校毕业生预计在1000万以上。以2011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为例,仅招考13566人,报考人数超过104万人,选聘比达到空前的76.6∶1。
★原因分析
一、市场就业环境方面的原因
(1)毕业生供需矛盾加剧。据教育部统计,随着大学扩招的展开,大学毕业生人数正以每年近百万的数量高速增长。毕业生人数每年的大量增加造成市场供过于求,势必增加了毕业生就业的难度。
(2)就业模式的转变与就业市场不完善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的“双向选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其一方面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学生的个体需要。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学生就业市场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
二、高校方面的原因
(1)学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供需结构不平衡的矛盾突出。从总量上看,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并不算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具体到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结构性不平衡的矛盾就突出起来。许多高校为了提高办学效益,盲目追逐热门专业,一哄而上,致使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
(2)高校培养的部分学生质量不过硬。许多高校扩招后学校的各项软、硬件设施都不能满足需要,其中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短缺,教师队伍的素质下降,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培养质量,从而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3)高校的就业指导力度不够。一些高校只是口头上重视就业指导,导致许多毕业生根本就不懂如何根据自身的个性特点、职业倾向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而是在人才市场上盲目找工作,这样自然容易遭到用人单位的拒绝。高校就业指导缺乏对学生在求职方法、技巧,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与规划等方面的指导。
三、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
(1)盲目提高用人标准,人才高消费现象严重。用人单位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吸纳、储备人才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有些单位不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按需求才,一味地追求高学历。人才高消费现象愈演愈烈,不仅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也极大地挫伤了毕业生的积极性。
(2)过分看重工作经验,不能及时置换冗员。有的单位在招聘时特别看重工作经验,明确表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他们认为应届毕业生动手能力差,招聘后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才能正常上岗。因此,他们更青睐那些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大学生。用人单位的这种短期行为,大大增加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四、毕业生自身的原因
(1)过高的就业期望值和落后的择业观与现实的需求反差太大。部分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仍停留在以前——高薪、大城市、环境优越。大学生的这些就业观念与新形势下的就业需求是极不相称的,它们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一部分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2)部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欠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企业希望所招收的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交协作能力以及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能力。而一些学生在大学里只满足于完成应学的课程,缺乏广博的专业知识积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思维狭隘,动手能力差,语言表达能力欠佳,适应性不强。社会的期望值与学生自身素质的这一差距也影响着学生的最终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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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
一、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化体制改革,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政策支持
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人才,这是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之一。另外,政府要积极为毕业生到偏远地区及基层单位工作创造条件:开辟常年性、规范化的渠道,并加强宣传引导工作;为到基层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同时,政府可建立和完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准确、高效、全面的收集、筛选、分析评估各类信息,实现供需双方的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网络在毕业生就业中的作用,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各高校应抓紧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需求信息库,提高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二、用人单位要按需择人,合理置换冗员
用人单位要转变选人观念,按需择人。高层次的毕业生是培养科研、技术开发的人才,中低层次的毕业生是培养具体使用操作方面的人才。只有合理地引进不同层次的毕业生,才会满足用人单位各个层次对人才的需求,使得各类人才都有用武之地。企业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吸纳大学毕业生,加强人才储备,调整人才结构,同时置换不能适应自身发展的冗员,从而增强企业的活力。
三、高校要适应市场办学,加强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高校必须密切关注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就业形势及各专业人才需求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从而确定自己的办学模式、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大力发展社会需求量大的特色专业。高校还应通过就业指导课、就业咨询、讲座、座谈等多种形式,加强毕业生求职择业指导,为学生进行职业发展规划设计,帮助他们转变就业观念,确定合理的择业目标。同时,要广开渠道,主动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广泛联系,充分发挥自身既了解学生,又熟悉用人单位的优势,积极主动地为他们牵线搭桥,为毕业生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四、毕业生要更新就业观念,培养良好的择业素质
毕业生要想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自觉地通过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同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毕业生要不断更新就业观念,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就业意识。
就业问题之农民工招工难
★问题表现
这几年来,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全国各大城市的一些企业都存在劳动力短缺,人才流失严重,招工难等劳动用工方面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等东部沿海省份的一些企业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招工难、用工难问题。这些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企业的发展。
★原因分析
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用工量增加,就业岗位增多
2009年初,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订单大幅下滑,经营陷入困境,导致大批农民工集中返乡。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世界经济的复苏,许多工厂新接订单持续增加,用工需求相应大量增加。
二、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在增加,吸引相当多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从事农业者收入明显增加。同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速,就业机会也明显增加。
三、部分企业用工单位工资偏低、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
一些企业在用工观念上存在偏差,在员工使用上存在短期行为,薪酬偏低、克扣拖欠工资、超时加班等情况存在,劳动关系紧张;在经营理念上落后,人性化管理意识淡薄,部分企业不能够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使得招工难、留人更难。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预期在不断提高
招工难反映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新生代“80后”、“90后”的年轻劳动力已是目前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主力军,他们大多数耐受力差、能力弱、生存压力小、就业期望值高。主要表现为高校毕业生及新成长农村劳动力在择业过程中,不能正确摆正自己的位置,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现象。
五、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适应企业岗位实际需求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企业急缺大量熟练工和技术工,但是多数农民工缺乏相应技能,造成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对策建议
一、加强信息的引导
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掌握劳动力供求变化信息,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的劳动保障机构,应千方百计通过多种形式将就业信息及时、准确地传播给民众,以有效促进辖区人员就业。
二、加强职业培训
2010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电视电话会议,对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要求。这些措施和要求包括:充分认识加强职业培训的重要性;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切实提高职业培训的质量;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支持力度等。切实履行这些措施和要求,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不断提高,才能更好地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促进劳动者就业。
三、引导企业进一步改进用工环境
特别是在薪酬待遇、劳动条件、劳动合同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应加大改进措施。这不仅是促进就业的客观要求,更是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权威声音
胡锦涛: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温家宝: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不仅他本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家庭也会因此陷入困境。一个社会如果失业率过高,就很难保持和谐稳定,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
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就业作为事关民生、事关全局的大事紧抓不放,不敢有丝毫松懈。我们不断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不断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持续加大就业公共投入,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促进平等就业;不断加强就业援助,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在研究应对措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保就业。我们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对企业实施了“五缓四减三补贴”政策,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0亿元,比上年增长66.7%,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好于年初的预期。几年来,我国就业总量一直稳步增长,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保持在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以下,社会就业大局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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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观点
大学生就业,观念之争与结构之困
越过阳历新年,一年一度的大学生就业开始紧张起来。昨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特别指出当前金融危机蔓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必须把大学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会议提出加强大学生就业的七项措施,鼓励大学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首次明确高校毕业生进企业,直辖市以外城市将取消落户限制等。
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行动不止于此。此前,教育部已将应届毕业生就业问题纳入今年工作重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启动2009年就业服务系列活动,提出通过组织校企对接、民营企业招聘周、网络大招聘等活动,争取应届大学生初次就业率达到70%左右。诸多情形,可知今年大学生就业已是大势当前。
目前来看,围绕促进大学生就业,政府行动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和引导向城乡基层就业,其中包括从去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大学生到村任职。二是鼓励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其余侧重稳定就业规模、鼓励自主创业、强化就业服务、提供困难援助等。这些举措及时而必要,也相应地提出了两个难题,可称为大学生就业的观念之争与结构之困,廓清二者或许更能增进认识。
所谓观念之争,可从大学生下基层说起。因循过去的就业指导思路,高校往往把大学生对基层和艰苦岗位的畏缩视为观念不正确,相应地,就是希望大学生转换就业观念,从而实现大学生到基层和艰苦岗位就业。事实上,在人才流动早已实现双向选择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就业观念本身也是双向塑造的产物,任何一方的一厢情愿,都不可能是市场协商选择的结果。
大学生对基层工作的畏缩,不能仅仅归因为观念的不正确。事实上,无论是基层的创业环境、成长机会,还是政策待遇等,均未能取得与制度鼓励相当的优先条件。相反,资源条件在城市和上层的过度集中,使得基层和乡村的工作机会客观上成为了劣选。通过政治号召和道德鼓动,虽然能够调动暂时的就业积极性,但长远来看,从制度层面改善基层工作的政策环境和资源状况,才能真正推动大学生下基层就业。
而所谓结构之困,也是大学生就业的隐性门槛。大学生就业是全社会就业问题的一方面,不能单独地看待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必须将其纳入整体社会来解析。早有论者指出,国内经济资源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相匹配的知识型服务业则长期低迷。这种产业结构所对应的人才需求状况,就是低端岗位需求旺盛,“白领”岗位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源向公权机构过度集中,市场相对失衡扭曲、发育滞后,使得原本应该成为最大就业领域的市场企业,反倒成为大学生退居其次的就业选择。年复一年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即是明证。
就此二者论,要应对大学生就业紧张的严峻局面,除了做好就业指导服务等急务之外,也应从长计议,改善影响大学生就业的这些结构性因素。高等教育是嵌入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全社会对于高等教育本身的供求反映,还是作为高等教育输出的大学生就业问题,都不能仅仅在高教系统内部单独求解。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升大学生素质和就业能力,都是必需的方案举措,但应该将其置于恰如其分的程度上考量。过于强调大学生的主体因素,轻慢必要的制度改善和结构调整,将无助于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全面认识和系统解决。
农民工融入城市靠什么?
纪玉近些年来,每到春节期间,许多城市总要面对“用工荒”的尴尬:大批农民工返乡,他们留下的工作岗位无人接替。这个现象说明两点:农民工的劳动对城市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农民工对工作所在的城市缺乏归属感。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当然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很难融入城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其中有文化差异的因素,更有权益损害、制度壁垒、社会歧视等方面的沉疴在起负面作用。农民工往往承担着苦脏累的活,却拿着较低的报酬。一些地方前段时间发生的摩擦事件,归根到底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利缺乏保障,合理诉求长期压抑。
如何努力消除负面因素的影响,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上海市闸北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做法值得称道。
最基本的,是尊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享受与本地职工一样的“同城待遇”。闸北区绿化市容局为系统内全体农民工赠送从业人员意外伤残互助保障金,为每人办理内有一定金额的医保卡,提供健康体检和外出疗休养机会。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干一样多的活,理应获得一样多的报酬。“同城待遇”,会让农民工更认同自己是单位的一分子,而不是被差别对待的“临时工”。
其次,是给予农民工发展的机会,让他们看到在一个单位、一个城市长期待下去的可能性。闸北绿化市容局近几年分批输送农民工参加有关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进修培训;2011年“七一”前夕,有12名农民工光荣入党;公厕保洁员李影获得“全国劳模”等多项荣誉……受限于客观条件,农民工的个人发展之路往往坎坷,若是有人为他们铺平道路,相信他们会回报以加倍的努力,个人和城市将获得双赢。
对于城市给予的种种,农民工也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保障农民工的话语权,让他们的呼声不致“沉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闸北区绿化市容局及其下属单位,培养爱岗敬业的农民工担任班长,鼓励他们进入企业工会担职;全区环卫企业工会组织中,担任工会委员的农民工占到20%以上。为农民工提供发言机会,并确保他们的声音被认真倾听,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能体现社会多元化趋势下的协商精神,寻求利益交集、消除矛盾隐患,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了更好的经济回报和发展空间,城市建设、城市生活也都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和参与。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把城市当做“第二家乡”,为城市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要保证他们的辛勤付出获得合理的回报和认同,逐步消除令他们感觉“低人一等”的现实因素。这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他山之石
部分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些措施:
一、加强立法
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许多国家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采取的一种强制办法。
波兰吸取德国、丹麦、瑞典和法国的有关经验,制订的《就业和反失业法》。集欧洲国家尤其是近年来波兰反失业的实践经验之大成,成为欧洲此类法律的“样板”。波兰在《就业和反失业法》中对失业的概念、失业者的权利和义务、就业服务机构的组成及活动范围、实施再就业的措施以及执法监督和违法活动惩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规定和说明。《就业和反失业法》规定,国家劳动署每年第一季度就上年度全国执法及违法情况向劳动和社会政策部作一次书面报告。对违法者处以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就业和反失业法》,波兰成立了国家省、地级就业行政管理机构和就业咨询机构,同有上万名就业服务人员组成的就业服务机构形成网络。
美国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制定了不少法律,其中许多是为再就业培训而立。如以下几个法律,对美国的就业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就业训练合作法》:这个法律在1983年10月1日生效,目的是为低收入者、失业人员和其他面临严重就业障碍的人提供就业培训,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经济变化型失业和工人调整援助法》:该法修改了《就业训练合作法》中的有关条款,重点向由于经济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大量失业人员提供援助和培训,使他们重新就业。
《贸易调整援助法》:此法是为因进口增加而失业或工时缩短而工资减少的工人而立。该法对《1974年贸易法》作了修改,即由于进口增加而使得工作受到影响的人可申请这一法律的保护,该法包括一系列对福利和再就业训练服务的规定。
二、设立专门机构解决就业问题
为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与就业问题有关的各项事务。
捷克政府劳动和社会事务部1990年专门设立了就业服务局。并在各地设劳动局。就业服务局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跟踪和评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制定国家就业方针政策;管理用于保障国家就业政策执行的资金和就业保障金;行使就业检查职能;从工作方法、财务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对下属劳动局的工作给予指导。劳动局的具体职责是:跟踪和评估劳动力市场状况,制定本地区就业规划;负责向企业介绍劳动力市场情况和了解企业需要,并组织专业技术培训;帮助失业者找到合适的职业;向公民提供与寻找职业、重新培训等有关的咨询服务;对岗位空缺进行登记;规定失业人员的权利和给予的物质待遇标准;对失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支持企业家和经营者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向外国和无国籍人士发放就业许可证;同能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的机构和组织进行密切合作;检查就业法律条文的执行情况等。
尼日利亚于1986年底成立了由劳动部领导的全国就业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与就业有关的事务。该委员会面对经济衰退,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政府吸纳失业人员的能力有限的严重现实,从鼓励人们自谋出路的原则出发,主要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培训;二是直接或通过银行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开办小企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
三、加强职业介绍、咨询等就业服务
许多国家致力于加强对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为失业者提供招聘信息、就业咨询等服务。
法国全国就业管理局是全国最大的职业介绍机构,成立于1967年,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属于公共服务部门。总局长由劳动部长提名,内阁会议任命,总部在全国有850个分支机构,有1.64万名国家工作人员,该局预算由国家提供。其主要职责是与企业进行联系,向他们推荐所需人才;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活力、透明、公正和大众化,向企业和求职者双方提供免费服务。法国的法律还规定,企业必须将招聘名额和要求报全国就业管理局,由管理局统一公布。管理局除在其分支机构张贴招聘广告外,还与国家电视台联系刊登招聘广告。1996年管理局为全国近50家企业招聘了233万人。此外,还与39家大型企业签订了长期招聘合同,负责这些企业的全部招聘工作。失业者在“工商就业协会”进行失业登记,15天后到管理局直接找工作,缩短了失业者进入市场寻找工作的时间。
菲律宾1993年,劳工和就业部成立了公共就业服务办公室,并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全国各地区、省市社区设立分支机构。这种分支机构深入到社会最基层,主要是调查当地就业形势,收集就业情报,并迅速传递给失业者,使他们能够迅速找到工作。目前,失业者既可以向就业局提供申请,也可以到各公共就业服务办公室寻求帮助。各级就业服务办公室除了设有当地的就业情报电脑库外,它们还常常组织劳动力供需见面活动。此外,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办公室还向残疾人、妇女和贫困学生提供特殊服务,帮助他们迅速找到工作或摆脱困境。对于通过各种途径仍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政府就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如公共就业服务办公室尤其是农村的分支机构,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失业者在那里可以得到各种资料和技术信息。另外,还请一些成功的自谋职业者介绍经验,现身说法。对于经济困难的失业者,办公室和政府还设法为他们解决一些资金上的困难。
四、加强职业培训
许多国家将职业培训作为解决就业问题重要的措施。
美国在职业培训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技术培训成为美国解决再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美国把教育和培训的责任分别放到州、地方政府、学校、家庭和个人身上,并通过劳工部所属的就业培训局向州政府的培训计划提供大部分资金,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也帮助低收入者学习新技术,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最近几年,美国政府每年向就业培训计划拨款近70亿美元,各州和企业也向培训计划提供了必要的适量的资金,美国各个州具体负责就业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据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预算说明中介绍,参加过有关失业人员培训计划的美国人约70%的人找到新工作,平均收入相当于以前工资收入的92%。
突尼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职业培训改革,对促进就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具体做法是:(1)把职业培训制度的改革同教育制度的改革相结合,从1993年开始实行新的全国专业资格培训体系,内容是接受完9年基础义务教育后的毕业生按自愿选择的原则分流,一部分进入初级职业培训所,经两年毕业后获熟练工人资格证书,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另一部分进入高中,经两年公共课程学习后再分流,一部分升入中等职业培训所,经两年培训,获技术员资格证书,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另一部分升入高中第2阶段,进行两年大学预科学习,其中一部分可进入高级职业培训所,经过两年培训获高级技术员资格证书,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另一部分升入大学,接受2年、4年或6年的高等教育。同时,职业培训所也按一定条件接收无业青年、失业者或在职职工进行培训,企业也可按国家的要求与标准自办培训班。(2)国家培训与民间培训相结合。突尼斯在改革职业培训制度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私人培训机构的合法性,将其纳入国家职业培训体系,执行国家统一的培训大纲与规章制度,国家承认资格。政府还在投资法中对私人投资办培训给予优惠。目前,突尼斯全国私立职业培训所在培训能力已超过国家培训机构。(3)职业培训部门同企业挂钩,发挥企业的参与作用,使培训更具针对性,更适应社会的需求。(4)把职业培训质量放在首位。
五、调整社会经济政策,促进就业
一些国家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如采取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税费、改革产业结构、提供优惠贷款等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使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法国通过减免社会保险费用的方式给企业以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各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如企业中工资相当于法国最低工资线1.1倍的职工,业主可免交其家庭补贴保险费;相当于1.2倍的人,可免交50%。这个措施降低了低收入劳动力的劳动成本(可平均下降4%),对企业颇有吸引力,这一措施使一些无专业技能的人得到就业机会。法国还对以实行非全日工作时间来保证就业岗位的企业以鼓励。他们可免交半日工30%的医疗保险费,这项政策的实施使得非全日工的人数增加,1996年已占就业人口的15.8%。
芬兰以减税和优惠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做法,刺激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提供了可能性。政府在1995—2000年就业发展规划中决定,将企业的赋税减少4%,对中小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利用地方政府拨款向提供就业机会的新企业提供启动资金,帮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资助企业进行产品研制和开发,协助培训企业领导人,及时向企业提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产品以及市场情况的信息和服务等。芬兰政府还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科技领域,如电子、通讯、环保、能源、医疗保健技术和新材料等。随着这些工业的发展,相关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从而使部分失业人员经过培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热点词汇诠释
就业率:是指就业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百分比。凡在指定时期内届满一定下限年龄,有工作并取得报酬或收益的人,或有职位而暂时没有工作(如生病、工伤、劳资纠纷、假期等)的人,以及家庭企业或农场的无酬工作者,均计算为就业人口。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用工荒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新现象,一边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一边却存在企业招不到人的状况。
真题链接
2010年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农民工短缺与权益保护问题)
2009年四川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大学生教育问题)
2009年江西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分配、产业发展问题)
推荐阅读
1.温家宝:《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求是》。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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