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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公布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十大城市去年10月末的平均债 务率为38%，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十城市去年10月末的平均房地产月供收入比（借款人住房贷款的月房产支出与收入之比）为35%，平均债务率（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之比）则为38%。但部分城市居民家庭偿债能力正悄然逼近银监会55%的警戒线。其中上海居民家庭的债务率和月供收入比分别为50%和45%，北京为45%和42%，天津为44%和39%（据6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

其实以常识的眼光看这次央行抽样调查结果，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家庭偿债能力逼近警戒线的数据中可看出，房贷支出是造成家庭偿债能力逼近警戒线的主要原因。而令人关注同时也让人忧虑的是，在这三个城市居民家庭偿债能力接近警戒线，也就是“危险”界限时，几乎可以断定也就是这三个城市“形象”、地方政府政绩和房地产也得到了速度惊人的增长。然而在这种增长中所显示出的地方政绩与居民生活反差，显然已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目前地方经济的增长方式还存在相当的缺陷。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并不天然等于社会的发展，而当这种增长只是提高了地方GDP，没有使社会居民的总体福利水平同样有所提高，特别是随GDP的增长反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下降时，那结论只有一个，就是现行的行政取向有问题。

以市场观点看，当居民家庭偿债能力接近警戒线时也就同时意味着，只要相关家庭成员的就业、收入水平有所下降，居民家庭的偿债能力就可能会丧失，结果也不仅会造成居民家庭本身生活的恶化，由此也会使有关金融单位的贷款风险随之提高。当这种风险的形成原因，不但与居民自身对风险的把握有关，同时也与金融单位，特别是与地方行政的总体取向存在某种关联时，那这种风险就不仅仅只是市场风险，而是一种具有综合因素的社会发展风险。

所以笔者认为，无论以社会发展的眼光看，还是以市场观点看，城市居民家庭偿债能力逼近央行警戒线的现象，是一个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与金融市场风险的警示信号，也是一个行政取向的警示信号，同时更是一个社会该如何发展、怎么发展、为谁而发展的警示信号，值得地方政府好好反思。

（责任编辑：中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