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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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期国际发展环境的演变趋势

(应寅锋　裴长洪)

当前，全球正处于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发展格局正在深刻变革，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但从长远看，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基本趋势，我国利用积极因素稳定和拓展外需的现实基础依然存在。“十二五”时期，准确把握后危机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演变规律，深刻认识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我国发展的中长期影响，积极参与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国际分工，对于我国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

一

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货物、服务和直接投资流量都有显著下降，但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以及国际化生产经营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并没有停滞，这是与以往危机的根本区别。联合国报告显示，2009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39%，但其绝对值仍攀升至1.0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其中跨国并购所占比例为67%，与2007年相差无几。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未发生逆转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支撑其演进的内生机制和运行条件仍在发挥作用。

全球性经济结构失衡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来自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而跨国公司的这种市场行为深深植根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发达国家经济趋于服务化、虚拟化，日益成为服务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更多地依赖进口物质产品来满足消费，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趋于从事制造生产和资源供给。这种结构性失衡不断吸引和驱动着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球市场上加速流动，从而实现世界经济的动态平衡，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内生机制。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世界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意图对此做出调整。但美国现行的“消费导向型”增长模式和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并非取决于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而是与美国长期形成的经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传统、放松管制的低利率金融市场、美元霸权等制度因素密切相关。改变既有增长模式需要扭转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的强大惯性，调整既有经济结构必然要触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这显然不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产业资本生存发展方式，必然会遭到美国产业资本的强烈抵制。

事实上，这种以生产与消费相分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性经济结构失衡，本质上是全球财富占有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资源占有与消耗不平衡的综合表现与必然结果。只要这种状况不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就无法得到有效改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演进的内生机制就会继续发挥作用。

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一系列支撑条件仍然存在。从微观基础来看，西方跨国公司一直是引领全球化生产经营的主导力量，它们通过对全球生产价值链的管理，控制着全球生产的规模和流向。由于本国生产成本的上涨，这些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经营环节向外转移，原先以生产为核心的母公司变成了控制整个供应链的、以提供“生产性服务”为核心的生产服务型企业，由此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现象。但正是这种变化加速了世界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虽然跨国资本因危机冲击受到一些影响，但整体上仍有雄厚的经济金融实力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以及各种国际组织一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与保障作用。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救援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直接干预、重组乃至接管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的方式来稳定金融体系，而且还依靠国际组织达成各种多边协议、采取联合措施共同应对危机。救援行动的一致性说明，经济全球化不仅把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因此，这就为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与推动力。

从货币实现来看，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实质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并成为世界财富的符号，它向各种形式的价值创造以及财富需求提供实现物，美元事实上充当着世界经济动态平衡的货币工具。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虽使美元地位受到打击，但美元对欧元等其他主要汇率依然坚挺，仍居外汇交易的主导地位，仍被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其霸权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

二

正是这些基本条件的存在，在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结构继续加速调整，国际分工格局进一步发展演变，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这为我国加快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必将进入产业振兴的新时代。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纷纷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抢占新的制高点。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的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在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尽管发达国家在整体技术水平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在这些新兴领域并不具备垄断力量，我国如果能够在某些领域率先突破关键技术并使之产业化，将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力地带动产业振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的分化和转移。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缓慢，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2008年经济规模达到72387.3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9%，如果加上日本，亚洲经济规模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在后危机时期，随着世界制造业新一轮的分化与调整，跨国垄断资本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全球市场，一大批跨国公司在削减产能、实行战略性收缩的同时，着力提高在新兴市场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比重，这无疑会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趋向生产制造与能源供给的结构特征。这些调整将给我国带来更多机遇，届时“世界制造”的地位将更加巩固，我国将承接更多的转移产业，世界贸易投资大国的地位将继续巩固提升。

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深，各国以及国家集团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新格局初步形成。首先，“金砖四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和发展问题上，有许多利益共同点，相互间的联系和对话日益加深，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利益格局。其次，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债务国的特征仍在加深。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和石油出口国等都是美国的债权国，美元汇率的稳定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的切身利益，在要求保持美元币值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再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了多个利益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集团。这种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必将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种种现象表明，后危机时期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关系在不断发生分化和改组，简单地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已不能全面准确地刻画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关系的新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处理国际经济政治事务时必须灵活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对策。

三

事实表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难以逆转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稳定和拓展外需的现实基础依然存在。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主动适应国际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要充分适应后危机时期的新变化，需要进一步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质量与水平。这是因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过去，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我国加快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不足，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西方国家还可能利用碳排放方面的有利地位，给我国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这对我国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来看，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应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将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与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统一起来。目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在后危机时期，我们要高度重视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包括风险投资、技术转让、成本补贴、市场规制、大众消费推广、出口促进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把握新一轮竞争的主动权，着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同时，在新一轮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和对华投资的浪潮中，我们要有选择地承接国际先进产业，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延长国内增值链，在获得国外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二是抓住当前全球治理结构调整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累计商品出口贸易额居世界第一，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接近3万亿美元，对外贸易率先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经济地位的迅速提升，显著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下一步，我们要努力推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构建有利于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平台机制，主动争取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新机遇，也为人民币拓展国际业务营造了新的空间，需要我国继续深度推进“走出去”战略。

三是以新的思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当前，世界多极化和各国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新格局，为我国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回旋余地。我们要主动创新理念，在国际竞争中加强多边国际经贸合作。例如，在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则立场和具体行动上，中国与“77国集团”、“基础四国”和“金砖四国”都有明显的共同立场和利益，反映到未来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经贸关系上，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会有新的利益共同点，这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所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兴风作浪的程度有限，所以我国应确立不怕打贸易战的思想，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持久地打赢各种贸易战的方法和策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应寅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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