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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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25日“三公经费”公开 应明确保密和公开的边界

引导社会理解、认同合理合法的“不公开”，关于“秘密”的讨论，才能成为一堂很好的公开课

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接近尾声。近日，外交部向媒体表示，由于本部门部分预算涉及国家秘密，因此不予公开。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已成共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样的例外，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毋庸置疑，这些信息不能也不应公开。外交部的选择，有其现实依据，也有国家利益的考虑。

然而，信息公开实践中，有些“秘密”似乎并没有什么道理。几千个停车位造成市民出行不便，郑州市规划局却以“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规划信息;北大三位教授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流向，也被“秘密”挡在门外。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益秘密被掩映在了“国家秘密”的幕布后面。

从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来看，时间、类目、口径还未能统一，信息的公开与保密边界还比较模糊。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严格标准、不经合理程序，那些“想公开的就公开，不想公开的就不公开”的部门和机构，会不会拿“秘密”当挡箭牌，让公开变成走过场?这也是引起公众顾虑的重要原因。

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基础上，引导社会理解、认同合理合法的“不公开”，不仅会让认识更进步、心态更成熟，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正因此，政府部门理应正视公众的敏感，回应顾虑背后的疑问。

在我们相继以中办国办文件推动信息公开、以最高法司法解释保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在“公开透明”渐成上下共识的时代潮流中，划定不公开的范围、标准和程序，对于规范“不公开行为”，至关重要。哪些属于秘密?谁来判定秘密?该有什么程序?这些明确了，那些不该例外的部门，也就难以用秘密把本该见光的信息锁在柜中。从“以保密为主导的公开”变成“以公开为主导的保密”，政务公开才能掌握好公开与保密的天平。

我们需要更明确的标准，细化相关条例中的笼统规定，收紧相关法规中“其他事项”这样的口袋条款;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机制，让“例外”的划定、鉴别和监管更公开合理，避免各个部门自定其秘密;我们也需要更严格的规定，确保不公开的程序正义，打消公众对“自我豁免”的质疑。

实际上，向公众说明不公开的理由、标准和程序，本身也是一种公开。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能对不公开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恐怕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这样的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甚至比单纯的信息公开更能起到普及政治常识、争取社会信任的作用。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算起，政务公开刚刚开始三年。在中央部委的公开元年，对“不公开”的讨论，于政府、于社会，都无疑是一堂很好的“公开课”。在这样的讨论、修正和实践中，政务公开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

2011年08月26日刑诉法修改释放积极信号

尽管尚在审议中，但草案中对公权与私权的重新“配置”调整，强化了个体权利保障的价值理念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审议，这是这一重要法律自1979年制定以来的第二次“大修”，增加和修改的条文占现有条文总数的三成以上。

一部调整国家追诉犯罪的程序基本法，之所以引起人们强烈关注，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对国家权力的调整配置，更关系到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在现代国家，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关照程度，往往成为衡量人权保障水平和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回顾我国刑诉法发展历程，不难看到这样一条脉络：从单纯注重打击犯罪向兼顾人权保障方向演变。在1979年我国制定刑事诉讼法之初，立法价值取向偏重于维护国家追诉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的个体权利保护较少。1996年刑诉法修改，突出对被告人权利的关怀，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对随后的刑事执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近年来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此次刑诉法修改理应比以往更加注重个体权利。

尽管修正案草案还在讨论审议中，不过，从目前透露的一些内容看，修订者们倾向于在保障个体权利方面能更进一步。例如，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扩容”;设定危险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将决定权从政府手里转交到法院手里，显现出立法在寻求社会防卫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病人的人权保障。这些以被追诉对象为归依的“权利安顿”，彰显了现代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也更加符合法治发展潮流。

在国家追诉犯罪的相对关系中，对被追诉人一方权利的强化，就意味着对刑事执法机关权力的限制，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间寻求均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

此次刑诉法大修，核心问题也是国家追诉犯罪过程中公权与私权的配置，其中有的内容显现出立法对二者的协调。比如，规定近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权，但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仍保留有接受调查询问的义务;再如，草案允许国家反腐败部门使用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增加的是公权比重。此消彼长之间，折射出的乃是立法价值多元化的追求。

不过从整体上看，刑诉法修改在公权与私权的配置上，继续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行。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上的地位在所有法律中十分重要，如果这些人权保障的条款能够获得通过，必将给未来中国刑事诉讼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对刑事执法模式带来深远影响。

尽管目前还难以预言草案的审议结果，但无论如何，这些修改思路已经体现出对刑事法治文明的进一步思考与追求，相信也必会在修订后的刑诉法中有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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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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