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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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谆谆告诫全党：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立身、为政、用权“三不”，尤其将立身置于首位，要求党员干部首先要不忘“做人”，这一告诫令人警醒和深思。

我国几千年的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视为政者的“立身”。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做个好官首先必须加强个人修养，做个好人。

立身之要当不忘做人之本。何为做人之本?自古到今的共识只有一个字：德。古语云：“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西哲罗素说：“没有个人道德，他们的生存也就失去了价值。”现代学者陶行知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恶愈大。”这说明，立身做人，以德为先。

“人以品为重，官以德立身。”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和建设。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号召每个共产党人像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中国共产党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河流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

毋庸讳言，目前，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还任重道远。在社会转型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处身于不断增加的各种诱惑中，有些党员干部忘掉了做人之本，最终失德失身，害己害人害党。历数近年来被查处的大小官员，他们之所以目无党纪国法，肆意妄为，说到底是他们丧失了为官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为所欲为。

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现实生活中，官不修德屡禁不止。在各种思潮和利诱的影响下，一些人对立身乃做人之本的认识存在偏差。有的人视权势为立身之本，当官不为民作主，一心想着向上爬，挖空心思阿谀献媚，结党营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经营关系，甚至买官卖官;有的人视名利为立身之本，做事但求虚名，不务实际，追求虚假的政绩，遗祸百姓：有的人视财富为立身之本，为官一任搜刮一方，利用手中的权势，大肆敛财;有的人视享乐为立身之本，奉行“人生在世，及时行乐”.不顾法纪道德包二奶、养情人，败坏社会风气。

对党员干部来讲，立德做人不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更是关系到党的兴衰、国家治乱和社会风气好坏的大问题。孙中山先生曾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孙中山从一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加强道德修养就是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重就是不要忘了做人的本分、做官的“身份”;做人要尚德，为官要尽责，爱民亲民。自省就是要像孔子所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警就是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励就是要不懈怠，不骄矜，不甘于平庸。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就是要求党员干部时刻不要忘记党的宗旨和职责，做人以德为本、做事以德为据、做官以德为重，做社会的楷模、大众的典范。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治之清浊、社会风气之好坏，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修为是个重要的风向标。

“君子慎其独”，个人的道德修养固然离不开本身的自警自省自律，但是，一个人的道德养成并不完全是靠闭门思过得来，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道德养成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立身问题上，除强调党员干部个人的自觉自主外，更应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用教育促进道德的提升，用制度引导其追求美德，使之不敢胡作非为。

修身立德是一个人毕生的功课，需要长期坚持，需要恒心和韧劲。有一些人为官之始，也能洁身自好、严于律己，但久而久之，难以抗拒诱惑，从接受小恩小惠开始放纵自己的行为，道德的堤坝在一点点溃决，最终完全冲破底线，堕入犯罪的深渊。因此，立德修身贵之以恒，要抵得住诱惑，挡得住干扰，经得住考验。只有让外在的道德要求化为内在的道德本性，则其“身”才能真正“立”于天地而不倒。

半月谈2011年第18期评论：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历史变动之中，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支撑的农村很容易沦于边缘地位。为因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要适应这一战略举措，乡村治理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一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农业税历史最长的大国。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税，通过税收满足专制统治和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孙中山先生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在传统乡村，民众大量“别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来处理的。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对民众而言，纳税只是一种外在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义务，他们与主要承担收税任务的政府只是水与油的关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层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悬浮式治理。

1912年结束帝制，建立民国，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权下乡”，即国家政权由县向乡镇延伸，但这种延伸主要还是为了管制的方便和税收的获取。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取多于予”。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取向逐渐改变。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一举废除农业税。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但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有的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削弱了，新的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治理“真空”。

那么这种新的联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服务。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政府职能急需向服务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而我国近些年农村综合改革的方向主要是精简乡镇机构，对如何加强服务则重视不够，在新形势下，应该将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定位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向下给力，着眼于服务，着力于基层。这方面，广东省云浮市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首先，是在乡镇“大部制”改革中，设立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如农情研判中心、民居办等，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其次，是在村一级设立服务性合作社，乡镇办事人员在村办理公务，做到“办事不出村”，由此实现服务性管理的“纵向到底”，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政府权威。这类权威与民众需要是相吻合的，因此更具有民意基础。

当然，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上级政府也需要更多地向下给力，增强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财政基础。

二是社会向“组织化社会”转变。组织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石。近些年，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有了雄厚的财力，这是能够一举废除农业税的条件，也为改善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国家治理除了经济基础，还需要社会基础。现在一些地方期望以简单的经济方式处理社会问题，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横向联系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呈现“分散型社会”特征。人员分散且处于流动之中，资源分散且处于外流之中，乡村治理缺乏组织依托。孤立的个人是软弱的，孤立的个人可能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应对问题，由此导致治理成本高昂。

当前仅仅依靠政府管理“纵向到底”是有限度的，政府无法包办也包办不了大量的社会事务。而村、组两级干部职数有限，也很难将所有社会事务都管起来并管理好。农村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存在许多“空白点”“薄弱点”，这就需要建立各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吸纳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近年来，一些乡村探索建立了村民理事会、社区理事会、乡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主导下，以理事会为制度平台，将农村中有威望的各类人员积聚起来，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实行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实现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横向到边”，成为“纵向到底”服务性管理的重要补充，为乡村治理转型拓展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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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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