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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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4月19日“还路于民”需要制度趟路

公路不是投资品，而是公共产品，理当由政府提供而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还诸全民

收费年限长达50年、超10亿元收入流向不明……随着媒体的曝光，广东花都境内收费站引来质疑。对此，花都区回应：所有收费公路及收费站均是在《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实施前全部建好并取得收费许可，所有收费公路及收费站均是按照合作企业的经营期限(50年)来设置收费期限，不存在违规收费情况。不过，对于收入的去向与使用问题，当地没有作出回应。

公路收费成了“无底洞”却没有违规，映射出的是公路网建设初期的历史痕迹。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国家探索实行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市场化运作的公路投资管理体制，对于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公路建设、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客观造成了公路乱收费的预期外结果。在一些地方，假“收费还贷”之名，高价收费、频繁收费、超期收费的现象严重，甚至非贷款公路也借此乱立名目收费，将公路收费视作财政外收入的来源主体，甚至私化为不当寻租来源。

治理公路乱收费已经多年，然而要彻底根治仍有长路要走。原因在于，公路乱收费不仅是价格问题，仅靠降低收费标准或部分取消收费等价格干预措施，尽管可以实现结果上的拨乱反正，但仍然无法触及结构性问题，其效果只能是阶段性的和局部的。实际上，公路乱收费的背后，还有地方财政是否透明的问题。具体到花都这一案例，收费到底纳入了哪一个部门管理和使用?有多大比例用于还贷?是否有投资回报率约定?对这些问题作出明晰回答，既是厘清社会质疑的需要，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不能以“没有违规”一语带过。

实际上，遵守契约应以双方均无违约为前提。投资方未进行工商年检，因服务水平低下和乱收费导致高速公路变为慢速公路，都应视为违约在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另一缔约方，地方政府部门有权重新考量当初的收益权约定，如在对方已经违约的情况下仍以当初约定为由收费，不仅难以消弭社会质疑，反而有自利之嫌。

从根本上说，公路本身不是投资品，而是公共产品，理当由政府提供而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还诸全民。对于“贷款修路”的历史遗留问题，无论从倡导契约精神还是保护投资环境出发，尊重并保证早期投资者的应有收益权都是应有之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乱收费可借此获得豁免空间。在今天地方经济已经获得较快发展之后，地方政府赎回社会投资者的收益权交还全民，是一条可行之路。在这方面，广东一些地方已有经验可资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还路于民，不应是舆论压力下的被迫之举，而应该是制度推进的自觉行为。说到底，最终根治公路收费乱象，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趟出新路。

2011年04月20日拿什么拯救食品安全的道德

只有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唾弃，食品安全才有望得到切实保障

上海“染色馒头”热气尚存，宜昌“毒生姜”仍在熏制，沈阳“兽药豆芽”又在疯长……

短短数天内，如此密集的曝光，说明全社会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也印证了日前温总理的判断：“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食品生产的确是个良心活。无论现代化的流水线，还是传统的小作坊，生产过程都可谓“天知地知良心知”，而消费者只能“眼不见为净”。因此，一个社会如果道德滑坡，食品安全往往是重灾区;反过来讲，提升食品安全指数，道德重建是重要一步。

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无需多言。而如何拯救道德，却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善行义举的弘扬、苦口婆心的劝说固然重要;另一方面，也要警醒：那些有毒食品制造者，往往也曾是高喊“社会责任”的企业。

这也说明，良心的盾牌并非总是可靠，道德的血液并不总能自我生成，尤其是对企业来说。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食品生产者很容易在利益的驱使下铤而走险。

市场经济既是“诚信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可以提倡企业流淌道德血液，却必须正视企业逐利的现实;我们可以提倡企业的道德自律，却并不能把“宝”全部压在良心上面。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只有法律站稳了阵脚，道德才不至于在利益面前无限后退。事实上，许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或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或是因为执法者的失守推诿，或是由于问责的过于温柔。近年来，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但倾家荡产的商家却十分罕见，监管渎职者被严肃问责的也少之又少。既然总是打不疼、打不死，既然笃定的收益远远大于预想的风险，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就会发生，不闯红灯就会落后的“红灯效应”就会被放大，避免食品生产企业的“道德风险”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过食品安全危机，如美国的“肮脏食品加工厂”，欧洲的疯牛病，日本的毒大米。推动各国走出危机的最大启示，是用系统的制度呵护良心，用严苛的法律捍卫道德。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有制假或售假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日本对农产品实施严格的“身份证”制度，建立了可追溯管理模式。这也正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的，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唾弃。

有人说，“一张简单的饭桌上，包含了经济发展的全部道理”。从1993年取消粮票制度至今，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吃饱”向“吃好”、“吃健康”的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否保证公众的食品安全，事关执政水平和社会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上升到“面包政治”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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