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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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24日期待“问责党委领导”的效力

问责不仅要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也应要求党委政府对民意有所回应。这是提升问责主体的意义所在

日前，《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此外，问责办法的亮点还有“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实行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不能相互替代，“不作为领导”也要问责，以及弄虚作假从重问责等。可以说，上述严格规定，是问责制实施以来的一大进步，也是完善问责制的一记重拳，必将更好地促进责任政府的建设。

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建立健全问责制是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举措。通过问责党委领导，促使各级党委领导真正懂得权力的含义，主动承担应负的责任，以充分发挥问责体制的效力。

从党政领导问责制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虽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问责中，有党委主要领导被免职的案例——例如，在江西宜黄县“9·10”拆迁自焚事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被免职——但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还是对行政官员问责，政府或部门“一把手”被免或被责令辞职的比较多，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在现有的决策体系里，党委处于关键的地位，各级党委领导，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对一个地区或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其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

当前，有的地方实行的问责制，还多半停留在有一事问一事、出一事责一事的层面上，有时甚至是为“平民愤”而去问责，对问责制的认识显然存有误区。问责的根本目的，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这就决定了问责是一个责任体系，党委、政府及其官员在其中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伦理责任;这也意味着，问责不仅要对渎职官员进行惩罚，也应要求党委政府对民意有所回应。这是问责制的精髓所在，也是提升问责主体的意义所在。

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担职责，就该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促使各级党委领导时时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所系，严格约束自己，带头遵纪守法，审慎决策，善用权、用好权。

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监督，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值得欣喜的是，问责党委领导已逐渐在一些地方成为共识，继北京后，广东、重庆等地也将党委领导列入了问责范围。不过，为了使问责制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合理配置和划分权力，强化舆论监督，培育问责制的制度文化。

2011年03月25日让“严肃拒贿”先于事后“高调退贿”

让现场的“严肃拒贿”先于事后的“高调退贿”，应当是对规则更好的捍卫，也是对个人更早的保护

张翕飞现在的心情，或许比他当初选择“高调退贿”时更为复杂。

自去年10月以来，这位江苏盐城的干部，先后两次将总计6笔价值9000元的退贿清单在网上公开。张翕飞称，送礼是官场潜规则，当初收礼则是因不便当场驳人面子。

对张翕飞这种悬之于网、公之于众的退贿之举，人们反应不一。有人力挺，也有人质疑。但一个基本共识却是，退总比不退好，公开退也比悄悄退好。

这也是张翕飞的初衷：希望以此弘扬正气、净化风气，并告诉大家“找我办事不需要送礼”。以一己之力发布廉政宣言，以个人名义向潜规则说不，张翕飞的力量也许有限，却勇气可嘉、难能可贵。

但我们还是不免为他担忧：“高调退贿”毕竟不是“高调拒贿”，虽然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但毕竟有“及时”的要件，万一“不及时”呢?换言之，张翕飞为什么要冒这种法律风险?

“碍于面子”， 这样的理由看似简单，却颇为沉重。因为想着“不打送礼的人，不打笑脸的人”而无奈收礼，不只是张翕飞一个人的纠结。即便是张翕飞，在公开退贿清单时，也隐去了行贿者的单位和姓名。

当“碍于面子”成为一种普遍习惯时，连选择“曲线抵抗” 的张翕飞，也被一些同事认为个性有点“怪”、“思维异于常人”。那些铁面无私者，被看做“另类”、讥为“僵化”、当成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甚至因不合潮流被“逆淘汰”，也就不足为怪了。

“他们送钱是冲着书记这个职位来的。” 一位县委书记在因受贿入狱后如此感叹。给领导干部送礼，不是冲着人情往来，而是为了权钱交易。可见，“碍于面子”虽能博得一时“和谐”，却会埋下巨大隐患。一位公安局副局长就曾这样反思自己的落马：“倒在人情世故面前”，“中了温水煮青蛙的陷阱，发现时已经无力挣扎”。因为面子从“身不由己”走向“情不自禁”，由“被动型腐败”演变为“习惯性沉沦”的案例，近年来并不鲜见。

因此，对于张翕飞们而言，卸下“碍于面子”的重荷，让现场的“严肃拒贿”先于事后的“高调退贿”，既是对规则更好的捍卫，也是对个人更早的保护。就此而言，如果说“高调退贿”彰显的是良知勇气，那么“严肃拒贿”体现的就是原则操守。因为所谓“面子”，只应在私人交往领域存在;而在公共领域，“规则”应始终被恪守遵循。

让“严肃拒贿”先于“高调退贿”，除了领导干部的良知勇气，更需要制度监督的持续给力。公众力挺“高调退贿”的背后，正是在呼求制度的应答。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说：“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如何通过制度瓦解“一个不得不送、一个不得不收”的腐败环境，杜绝只顾“面子”不顾“里子”的“空壳人”，进而弘扬“严肃拒贿”的理念，树立对规则制度的现代信仰，这样的命题同样需要高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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