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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15日流动时代唱好融合大戏
让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图景中,是今天社会管理需要破解的新课题
近来,一些地方接连发生了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摩擦事件。虽然冲突已经过去,事情逐渐平息,但那“外来人员殴打当地人、当地人殴打不会讲本地话的外地人”的情景,仍深深刺痛了人们。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巨潮沿着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路径流动、激荡,给流入地注入巨大经济活力,给当地社会发展带来新气象。然而,当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的人们,闯入原来相对平静固定的生活画面时,缓解因城乡异俗、观念有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变得现实;当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为生存与利益产生矛盾时,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变得紧迫。在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时代,如何使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道新课题。
社会现实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各种“新市民”政策在各地落地生长,外来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务日益普遍。无论是江苏昆山以“一视同仁、人人共享”的发展理念获“联合国人居奖”,还是浙江杭州图书馆内农民工和拾荒者自在学习的身影,无不表明在包容性发展思维下,“社会融合”正在成为管理者们的自觉。
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进城”路远非坦途。户籍制度的门槛、用工制度的壁垒、利益呼声的沉没、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歧视的冷眼,有形无形地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造成了“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社会排斥”现象。
排斥造成隔阂,更给社会留下深深的裂痕。社会学家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在世界视野中,主要工业化国家也经历过这种社会治理进程。从普遍采取“关门政策”到有序开放、从全面排斥到促进融合,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也纷纷致力当好“裁判者”和“服务员”,协调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居民的利益,解决好不同诉求、不同文化的社群矛盾。这对我们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融合则和谐,排斥则俱伤。从这个意义看,中央提出“协调社会关系”,要求把“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作为重要内容,并注重“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南粤大地,一部名为《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电视剧持续热播。这个汇聚不同人群,充满利益冲撞、文化冲突的故事,其实是大流动、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生动缩影。尽管过程曲折,但总能在冲突与转化中实现交融,在泪与笑中展现人物命运的欢喜结局。我们的社会发展,会成为这样一部令人心动的“大戏”吗?这需要从社会管理者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协力创造和呈现。
2011年06月16日“擦鞋救母”叩问社会救助“凹地”
只有当社会救助真正有了制度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广东孝子,南粤骄傲!”“你的孝心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是全国少年的好榜样。”“这样有责任心有孝心的孩子,可以影响和教育一大批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油!”……
连日来,河源13岁少年骆伟科为救病母徒步300公里到广州擦鞋筹款一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人,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30万元。目前,骆妈妈成功进行了脑肿瘤切除手术,而关于骆伟科和姐姐的读书问题,也有人表示愿做他们的“爱心妈妈”,资助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直到能够独立生活。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然而,当我们对13岁少年的道德充满礼赞时,当我们庆幸问题得到解决时,当我们为社会爱心温暖这对母子而感到欣慰时,更需要关注这样一个现实: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因“媒体关注”而解决问题的特困家庭。这些年来,从“暴走妈妈”到“跪行捐助”,不同困难个体困境的改善,往往是因媒体关注才变得幸运。“媒体报道—领导重视—社会行动—问题解决”,这样的模式固然有效,毕竟充满偶然。它折射的,其实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失。
换言之,媒体所能关注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下,依然有更多类似现象:一些家庭因成员罹患重症,很可能就一夜返贫;高昂的医药费,常使刚刚脱贫的农村家庭悲痛欲绝;因为贫穷困顿而形成的超低抗风险能力,直接导致了一些家庭解体……在面对这些遭遇时,如果仅仅依靠个体力量去抗衡,固然令人感动,却注定充满辛酸甚至酿成悲剧。
因此,对那些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的人群,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这样的社会救助,不仅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护线和安全网,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具体到少年“擦鞋救母”一事,如果社会救助制度能及时替骆妈妈分担其治病压力,13岁的少年就不用“擦鞋救母”,过早承担生活的压力,感受人生的无奈。
在改革开放行进到今天,当我们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绩时,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更为迫切也更有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与过去相比我们有了更好的物质基础,还因为,及时填补我们社会救助中的“凹地”,是我们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课题。
应该看到,社会救助需要调集各方资源,也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但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责任。对政府而言,要切实增强社会救助的主动性,让关爱尽可能体现在事前的“雪中送炭”,而不是媒体曝光后、领导过问了,才派人跟进。对社会而言,要看到救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依靠社保和民政等专业部门,还要发动慈善互助机构等社会群团组织的力量。只有当社会救助真正有了制度保障,农村医疗保险得到尽快推进,重病医保制度获得建立完善,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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