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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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如何实现“理性选择”(人民时评)

信访立法的重点究竟是约束权力还是权利?是保障还是限制信访自由?无论从宪法规定，还是信访功能来看，答案不言自明

一审稿曾引发争议、备受关注的《深圳经济特区信访条例》，近日正式公布，并将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正式《条例》中，拟禁止信访者自残、用令人厌恶的服装道具等曾出现在一审稿中的多条禁止条目已被删除。

立良法才能推善治。在深圳的信访立法中，如果说建立重大事项信访风险评估、矛盾纠纷定期排查调处、负责人接待群众来访等制度体现了一种进步，那么此次将一些遭受诟病的规定删除，同样体现了对民意诉求的尊重，彰显了深圳人大的积极作为。

正如深圳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所言，在一审稿中，“不得使用令人恐惧或者厌恶的服装、道具等方式上访”，表述主观、难以把握;“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应当采用电话或者书面形式提出信访事项”，是对信访人权利的限制、对传染病人的歧视。类似瑕疵，与立法技术有关，也与主观认识有关。

当前，地方性立法经常有相关部门参与起草，这种起草的模式有专业化、效率高、成本低等优点，同时也折射着起草者的认识水平，甚至沾染了部门利益倾向。可以设想，如果将“令人恐惧或厌恶”作为判定标准，最终结果必然异化为“令执法人员恐惧或厌恶”;而禁止“自残式上访”的背后，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懒政思维。在“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的语境中，无论是“自我松绑”式的扩权冲动，还是“何不食肉糜”式的禁令，都显得不合时宜。

所谓“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在这个意义上，与删除上述法律条文同样重要的，是对有关部门错误认识的纠偏，是对国家信访制度初衷的重申。

不可否认，不管是权利还是权力，其行使都有边界。就信访而言，信访工作有责任追究制度，信访人也有不得扰乱公共秩序、不得侵害他人权益的义务。然而，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每一部法律都有其价值取向。信访立法的重点究竟是约束权力还是权利?是保障还是限制信访自由?无论从宪法规定，还是信访功能来看，答案不言自明。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深圳信访条例一审稿中的许多禁止性规定，当初会引来如此多的反弹、质疑和冷嘲热讽。同时，它也启示我们，杜绝那些非理性的上访方式，除了启动“行使权力思维”，更要唤醒“尊重权利意识”，认真分析信访人跳楼、爬高架塔、实施暴力、堵塞交通、自残等行为，有多少是“哗众取宠”?有多少是“以闹取利”?有多少是“救济无门”?

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的今天，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信访活动正处于一个相对活跃时期。无论是维权、监督还是建议类的信访，固然会给有关部门带来挑战，但它同时也是新时期改进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而如何发挥信访上传下达、联系群众的功能，如何把信访纠纷纳入法治轨道，鼓励群众更加理性地选择救济渠道，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这是对治理水平的考验，也是对执政理念的检验。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民间文物鉴定亟需依法管理

乱象丛生，需要尽快对我国民间文物鉴定加强法律规范和监管，对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程序、法律责任予以严格规范

两件造假金缕玉衣评估出24亿元的天价，促成一起巨额骗贷案件的发生。日前曝光的这则新闻，称得上“骇人听闻”，也暴露了民间文物鉴定的乱象。

一则，经济犯罪与“文化”勾结，形式越来越复杂。这起以骗贷为标的的经济案件骗术实在太“高”，既然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价值由专家说了算，一起好莱坞电影式的骗局便在现实中上演。

二则，专家胆儿也忒大、心也忒黑。促成这起骗局的前提，是5位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白纸黑字的签字。已经出土并且“验明正身”的金缕玉衣总共没有几件，也都有档案可查。这两件玉衣身份是否合法，稍查即知。如果不合法，知情者首先要向有关部门告知信息，然后提请论证。作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全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面对这两件所谓的金缕玉衣，隔着玻璃、不作任何技术检查就轻作判断，行径颇似“老千”。“老千”是为骗钱，专家所为何哉?几万、几十万元的鉴定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显见得这老话如今已在一些人的脑海里荡然无存。

可以肯定，此番“金缕玉衣”一案，对文物鉴定行业的信誉影响至深。也正因此，相关部门需要痛定思痛，彻底反思，对我国民间文物鉴定的法律规范和监管进行商讨，对有关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程序、法律责任予以严格规范。

有则才有守，文物鉴定行业亟待强化规则。行规是约定俗成的职业守则，蕴含着职业道德，是一个职业成熟、完善的标志。已故文物专家单士元就曾说过：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文物界一直有个不成文的严格行规，即从事研究、鉴定的文物专家不得从事收藏，以防学术失范。恪守道德成为美谈，偶有“湿鞋”者也会成为反面教材。同样，针对正在兴起的民间收藏和鉴定，法律法规的空白，是失控，也是大隐患。

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不少个人、企业希望丰富投资渠道。这也使得民间收藏和鉴定日渐活跃起来，专家们的民间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因为文物鉴定的标准和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有专业知识的专家手里，专家们将直接影响着投资趋势、经济行为和市场秩序。虽然，相信绝大多数专家能恪守职业道德，但缺乏法律的约束，“相信”也会打折。如果具有重要学术身份的专家，热衷于民间的有偿鉴定，让学术活动变为商业活动，其患无穷。这些，都应有法规的约束。否则，巨大的经济利诱下，从业人员良莠不齐，乱象丛生，最终伤害的还是整个行业。因此，有必要确立一条新的行规：文物专家只问真伪，不管价值。一件文物值多少钱，交由市场去说了算。如此，则可以救专家于诱惑，还文物以安宁。

有法才有天，权利一定要和责任挂钩，才能发挥正面作用。知识也是这样。当知识成为一种专有权利时，约束也应随之而来。在一个由物质匮乏进入到物欲膨胀的社会转型期，法律法规是对他人财产和权利的保护，也是对自我权利和价值的保护。

收藏越来越热，世态越来越复杂，详细适用的民间文物鉴定法律法规越早出台，文物事业的发展才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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