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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链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来，民间借贷一直或明或暗地涌动着，富有极强的生命力，既对国家正式金融机构起着重要补充作用，又滋生着一些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过去多年，国家实际上一直对民间借贷持打击和取缔政策，但始终不能根除，主要原因是资金同时存在着供给方和需求方。

　　【标准表述】

　　[深度分析]

　　民间借贷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我国的金融供需体制密不可分。

　　从供给来看：首先，我国的国有银行和其他大型股份制银行，基本上都盯住国有企业和其他大型股份制客户，而民间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很难享受到国有银行和其他大型股份制银行的眷顾。从这个角度来看，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其次，与民间高息借贷相比，我国目前的银行存款利率较低，相对而言，民众更愿意将所持有的闲置货币投向民间融资人；此外，我国当前楼市处于高位运行中，房地产政策调控愈加趋紧，在这种条件下，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向银行借贷受限，继而转向了民间融资渠道。

　　从需求上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提高、可贷资金的不断减少，作为银行部门，更倾向于将资金贷给信用高的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从而导致对中小企业的借贷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更愿意将所持有的闲置货币投向非正规金融机构，造成正规金融机构可贷资金不足，继而也间接地促成了民间借贷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民间借贷的出现和发展，与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所存在的缺口，有着紧密的关系。

　　[存在的问题]

　　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我们都应当、而且必须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与其继续让它们以“地下”的形式自发存在，并以潜规则方式运行，不断地在“地下”发挥作用、累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还不如干脆对它们放开实行“两化”：“阳光化”与“合法化”。
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民间借贷的放开已经刻不容缓，而严重的制度供给“短板”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和混乱所造成的。

　　有些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了规范、引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看似限制了高利贷行为，但实际上是承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我国《刑法》对于违反《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的非法集资行为设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公司法》则限制公司向其高管人员借款；《外汇管理条例》严禁擅自改变结汇资金用途，进入民间借贷领域。这些法律法规，让民间借贷行为者、司法和有关管理机构都无所适从。

　　残缺的法律法规必然使民间借贷残缺。一方面，残缺的民间借贷非常分散、隐蔽和不规范，往往容易陷入借新还旧、越滚越大的恶性循环。一旦资金链断裂，在缺少正规而严格的担保和抵押条件下，债权人就会面临资金无法收回的局面，甚至可能血本无归。一旦出了大问题曝光，就很难收拾，酿成社会不稳定事件。

　　[措施]

　　对民间借贷的“阳光化”与“合法化”，首要任务是加快对民间借贷的完整立法，使民间借贷主体获得其应有的法律地位，让其理直气壮地成为我国多元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合理引导民间借贷资本流向。当前在民间借贷资本数量不断增多的条件下，应当积极引导其投向信用好的企业和融资人，从而实现保值增殖；

　　第三，加大对于民间借贷的宣传力度，提高各主体对民间借贷资金的风险防范意识。

　　最后，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提供完善的信用信息，来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保证民间借贷的健康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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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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