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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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道德和法律，究竟谁撞了谁

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道德规范，是能助一臂之力的

最近，这样的事件发生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扶，旁边是一群保持安全距离围观的路人，有人想伸手搀扶，又有人出言阻止……

无数人在发问，我们的社会道德怎么了?

对社会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人们，立即会将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判例视为众矢之的。的确，经过舆论不断发酵，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大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彭宇案”带来的恐惧感。法院判决的模棱两可至今仍为人诟病。彭宇案判决书使用了“从常理分析”、“更符合实际的做法”、“与情理相悖”之类的措辞，来判断彭宇之责;而许云鹤案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用了“必然”、“定然”等主观判断，来做过错推定。

当真相扑朔迷离的时候，局外人妄断是非都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被告真的撞倒老人却不肯承认，还要编造动听的助人为乐借口，是极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如果老人没有被撞却强诬被告，同样极不诚信，更在媒体与网络的放大效应下，对社会向善之心造成极大伤害。

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法律会有“从常理分析”得到“必然”、“定然”的推断?“常理”不正是社会道德现状的反映吗?

法官眼中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你撞的老人，自然不用扶，更不用送去就医。可悲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的感受，确乎如此——活雷锋，毕竟不是社会的常态。而同样的事情，倘若发生在一些文明程度高的国家，路遇病患或需要帮助的人，几乎总有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后顾之忧，不会有“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必扶”的“常理”——就像新加坡的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

那么，法律和道德，究竟是谁把谁给撞了?这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难以定夺。事实上，社会秩序本来就遵循着一个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

不过，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道德规范，并不一定存在冲突。比如，倘若法官能坚持不受舆论干扰，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司法原则，而不是轻率地推出一个证据模糊、是非含混的判决，那么，恐怕给社会道德走向带来的负面效应要轻得多。

如果更进一步，在社会道德摇摇欲坠的时候，请法律出手援救呢?曾经从戴安娜车祸纠纷中获悉，英国设有“见死不救罪”：如果“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就会面临法律惩罚。为了匡扶社会道德与正义，立法能否助一臂之力?如果见义勇为有奖，而见死不救可能涉嫌犯罪，那么，被摔倒的社会道德或能有被扶起的可能。

依靠法律拯救道德，确实不得已。法律只是扶助道德之一途，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传统，正岌岌可危，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我们还任重道远……

明清园林终究不是私产(人民时评)

不考虑公益职能、公共属性，把自己等同于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市场主体，是一种迷失

初识北京者，往往会惊讶于俯拾即是的文物资源。胡同深处，住户往来的四合院，垂花檐柱可循迹显赫的背景;寻常巷陌，车马喧腾的市场，精美砖雕可辨读历史的风烟。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部分园林古建保存状况堪忧，一些甚至遭蚕食成为饭馆。

的确，近代以来风云变迁，古都的老宅子、旧园林，权属关系复杂。或属国有，或归私人;或被单位占用，或成住宅杂院，不一而足。然而，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无论情况如何，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一个基本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

市场化浪潮之下，一些人不能以保护之心对待文物，反而将之过度“资源化”。对少数管理部门而言，文物成为他们随意用来牟取私人利益、部门利益的“私产”;一些幸运的私人所有者，更是在利益驱动下，寻找管理漏洞，汲汲于文物的“变现”。这一过程中，不破坏已属幸运，更遑论保护了。

如刘老根会所租用的晋翼会馆，搭罩棚、修山墙甚至挖泳池，是否还亭台依旧?那桐故居虽未列为文保单位，但这座“有山可观水可听”的院落变身饭馆，烟熏火燎之中，也难免雕梁画栋失色。不少性质明确的老牌文保单位，同样陷入争议中。故宫的建福宫办会所，激起极大波澜;承德的避暑山庄，会所也现身其中。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新规，禁止国有文保单位经营性活动背离其公共文化属性。实际上，即便并非国有文物，也传承着历史记忆、携载有文化基因，同样有“公共属性”。所以文物保护法才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改变用途需要报备。而那些国有的文物，更是典型的公共资源，理应为人们所共赏、共享、共保。

不仅仅是园林古建，还有一些如公共体育馆、公园之类的公共设施、公共资源，也穿上“私”的外衣，大打营利旗号。收取适当费用，用以管理、维护或提供更好的服务，原本未为不可。但如果不考虑公益职能、公共属性，把自己等同于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市场主体，同样是一种迷失。

文物保护法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对于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存，不管是作为文物严格保护，还是作为公共资源妥善开发，引入社会力量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即使是吸引社会投资搞“商业开发”的模式，也并非就与文物保护宗旨相悖。然而，“藏宝于民”甚至“藏宝于商”，更需加强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物，谁来管、如何管，我们仍未能很好地回答。如果不能明确属性、厘清权责，如果缺少完善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平台引入社会力量，那些紧锁于馆中、深埋于地下甚至隐迹于闹市的历史文物，可能就只能定格于模糊的老照片了。

故时池馆，旧日楼榭，都诉说着林徽因笔下“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如若让鸟鸣蝉唱、影壁飞檐，终湮没于霓虹的闪耀、汽笛的喧嚣，我们将再听不到时代变迁的歌唱，只能在惭愧中默对后来者的指责与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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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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