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选拔领导干部

知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曾深有感触地说：要透析“三农问题”，再难找到比安徽更具说服力的“活标本”了。

从发轫于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到肇始于安徽、成熟于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农村改革的“安徽模式”一次次走向全国，造福于中国农村。

如今，安徽又超前一步，站在了被称为改革“第三波”——农村综合改革的潮头，使襟江带淮的安徽农村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第三波”改革的矛头直指农村的上层建筑：重塑乡镇的布局与功能，以“效能革命”探索农村工作和县乡运行新机制，以政府功能转换创新乡村管理体制，努力打造“农民想要的政府”。

作为“第三波”改革启动的标志，2005年初，安徽省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的意见》，宣布“改革重点转向以深化三项改革（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轴、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农村基层管理新机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建立“三农”社会化服务体系、改进农村工作考核评价办法”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并确定了18个试点县、市。《通知》还特别强调：“试点县享有充分的改革自主权，在创新农村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上应有所突破，探索试验的方案和办法不强求一律。”

这是安徽省委、省政府经过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如果说“大包干”的核心在于创出了全新的农村经营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在于形成了新型的分配关系；那么，这次农村综合改革则剑指农村发展中最难攻克的“堡垒”：上层建筑。

与“大包干”、农村税费改革全国都有一个“通行的标准模式”相比，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要破解的难题要错综复杂得多。

在此之前，安徽省对农村上层建筑的改革已经悄然展开：在与农村税费改革配套的“精兵简政”中，全省共清退了靠“乱收费”供养的乡镇临时聘用人员11万人，合并、裁撤乡镇党政机构9700个、事业单位12000个，妥善安置分流人员5万多名。

既敢于“大刀阔斧”、又力求“无震荡操作”：“先行者”宣城市率先推行了以党政主官合一、减少副职和领导职数为主要内容的乡镇领导体制改革，实行乡镇党政正职“一人兼”；党政班子成员由5～7人组成，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说：“这是一场深水区的探索”。省长王金山告诫：“改革要以因地制宜为立足点、以创新探索为主动力”。正是基于农村第一步、第二步改革先行者的改革精神和这次“深水试验”缜密的制度设计，一年多来，安徽省“第三波”改革的成果令人振奋。

最直观的成果就是：“牌子减了，帽子少了，凳子难坐了”。以庐江县为例，2005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间，全县28个乡镇撤并成了17个镇，有“乌纱帽”的乡镇领导从409人锐减到153人。单个乡镇原本20多个内设机构被新设立的党政、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三个办公室取代。所有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激烈的公开竞争确实让过去“混皇粮”的“太平官”凳子难坐了。

过去因臃肿庞杂、精简困难而被视为“拦路虎”的乡镇事业单位，也像党政机构一样“遭遇了阵痛”：舒城县将被农民戏谑为“七站八所、七拉八扯”的众多乡镇事业单位，撤并成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社会事业服务中心，“牌子”精简了65%，人员分流了3085名。

这次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干部考核选拔方式改革、乡镇功能转换与机构改革“三位一体”，齐头并进，使得重组后的乡镇领导队伍避免了过去简单地“移栽”，通过公开竞争得到了优化。宁国市以“主官合一，交叉任职；公推竞选，差额直选”方式完成了改革，论资排辈的僵硬氛围被打破，有作为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乡镇领导职数统一减至7人左右，平均年龄大大下降，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增至九成以上。休宁县推行“能上能下”的“选官”机制，有70多名曾经担任过副科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通过竞争择岗和双向选择，当起了普通办事员。新上岗干部则在“两年一竞岗，一年一考核”的良性而激烈的竞争氛围中履行新责。

改革绝非简单的“减法”，从“养人”到“谋事”，乡镇功能的深刻变化也随之而生。改革后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明确，职责明晰，不“谋事”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岗位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这使得班子成员扯皮推诿少了，工作效率提高了。

干部“谋事”谋得怎么样，辖区群众和企业说了算。新的改革，还使农民第一次有了给干部“评议打分”的权力。记者在阜阳市颖泉区闻集镇碰到200多个农民等“服务对象”给该镇干部测评打分的场面。葛桥村养殖大户葛修兰说：“以前乡镇干部下乡少，见个面都难，更别说帮助俺养猪搞服务了。现在不同了，镇干部包户服务，孙丽华（经济与技术服务办公室干部）每个月都要去我那里三四次，给我讲防疫知识。为了帮我扩大养殖规模，苗主任（镇办公室主任）主动给我跑补助资金，跑小额贷款！”

颖上县去年以来在20多个乡镇建立便民政务服务中心，围绕扩大知情权和提供便民服务这一重点，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登记、身份证办理、户口转移、工商登记、务工证办理等38类、77个项目下放到乡镇便民政务服务中心审批，直接为百姓办理。

与颖上县类似，目前全省九成多的农村全面实行了这种“镇村联动、集中办公、统一受理、分类办理、专人承办、限时办结”的为民服务代理制。即县乡政府在村组设立代理点，在乡镇设立服务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群众办事申请，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一站式”办结，财政补贴农民资金“一卡式”发放，行政事业性收费“一票制”收取。让农民不出乡镇就把事办好，农民形象地称之为“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制度创新加速“政府转型”，安徽农村综合改革中各种新的还政于民和利民便民服务措施不断涌现，受到群众欢迎。据国家统计局安徽省调查总队新近对安徽省8个县400个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农户对当前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对乡村干部工作评价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分别占到了99.5%和97%，其中对乡村干部评价认为“很好”的比例接近30%。两方面的满意度均比过去大幅提高。

“第三波”改革的最终目标指向“城乡和谐”和“新农村建设”：从重城轻乡、以农补工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从“硬补”到“软补”，构建全新的城乡关系和支农、护农新机制，让广大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让亿万农民尤其是农村困难群体也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果实。

农业，是相对弱质的产业；农村，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农民，是收入偏低和相对贫困的群体。

打破城乡割据和“凝固”的城乡居民身份，“让每一个农民都有机会享受到改革与发展的果实”，成为安徽省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之一。

被称为安徽奋力崛起“第一方阵”的沿江“马（马鞍山）、芜（芜湖）、铜（铜陵）”三市和省会合肥，在这方面率先实现突破。

芜湖在新一轮工业化、国际化热潮中，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和水平直逼长三角。据此，市委、市政府适时启动了“以产业为支撑，实施城乡一体化布局，确保工业有效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将工业化的浪潮推向农村，大大推动了县镇（乡）工业发展和一大批特色工业园区的兴起。

设在芜湖县的机械工业园，近三年时间吸引了460家芜湖市企业和长三角客商前来投资办厂，其中120家开工建设，48家已建成投产，全部达产后可形成年销售收入200亿元的产业集群。繁昌的医药工业园、绿色食品工业园，南陵的服装工业园，也都从无到有，迅速形成了过十亿元的产值规模。

城乡统筹规划、良性互动、一体化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开辟了新路径，也让广大农民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近五年，芜湖市仅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就达1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00多元，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可望比6年前增长1倍。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财政状况较为紧张的省份，但在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资金性补贴上却努力做到“用尽全力”，并结合省情，闯出了“硬补”与“软补”并重的具有安徽特色的路子。

“硬补”指的是持续加大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资金性投入，做好“减法”、达到“加法”的效果：从税费改革起始的2000年至综合改革“高潮阶段”的2005年，安徽省累计减轻农民政策性负担169亿元。

加大力度做好“加法”，使“三农”强身健骨：2000年至2005年安徽省支农资金总规模超过700亿元，接下来的五年，这一数字更将猛增至1800亿元。去年安徽省财政对县乡两级的转移支付资金也达到了60多亿元，其中“一竿子”补到村级的就有10亿元。

针对农民曾抱怨的“行路难”，在今年开始的“村村通（水泥、沥青路）”工程中，安徽计划完成投资42亿元，开工建设农村公路1.75万公里。在此前五年中，已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使全省乡镇和行政村通车率分别达99%和82%。与此同时，安徽省宣布，农村居民用电实现了“户户通”。

针对农村的“信息和文化贫困”，安徽省财政及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实施完成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让散居于大别山区、皖南山区等边远贫困地区的全省2500多个广播电视“盲区村”的农民群众，听到了广播、看到了电视。

金融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也达到空前规模：今年初，安徽省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金融服务“三农”安徽行动计划合作协议签署，中国农业银行将在5年内向安徽提供400亿元信用额度。这是安徽多年以来获得最大的一笔支农信贷协议，将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城镇化建设、扶贫开发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等。

为了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因投入分散、管理交叉而造成使用效率低下的状况，2005年初，安徽省财政部门主导的“支农资金整合模式改革”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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