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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日到底隐含着怎样的秘密(8)

明星玩这种小把戏的背后心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在这个重视青春和美貌的社会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些，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上流人物会不会对自己的具体出生日期动手脚呢？也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刻意隐瞒自己到底是在哪一天出生的？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阿尔伯特·哈里森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几本不同的《名人录》和《先贤录》中收集的9000多份传记资料，并记录了在美国众所周知的日期当天或前后三天出生的人数，其中包括美国国庆日（7月4日）、圣诞节（12月25日）和元旦（1月1日）。[32]如果仅就概率而言，在这些重要日子当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应该和前后三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大致相当。然而，哈里森他们得出的统计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儿，在美国国庆节、圣诞节或元旦出生的名人在数量上要明显多于这些重要节日前后三天中的任何一天。这种数量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只有几百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有些名人向传记作者谎报了自己的生日，以便让自己与某个举国同庆的日子扯上关系。

哈里森认为这种效应源自一种不同寻常的心理现象，你可以将其称为"沾光"，但很多研究人员给它贴上了另外一个标签--"BIRG效应"。

BIRG效应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无比自豪地说他们和某某名人上的是同一所学校，或者自己抢先一步观看了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猜猜昨天谁搭了我的出租车？"）。这种效应甚至还对我们的日常用语产生了影响。心理学家曾偷偷研究过大学校园里的对话，结果发现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在比赛中获胜或失利时，学生们的评论用语竟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跟获胜的球队沾沾光（"我们赢了"），如果球队被打败了，他们则忙着跟失利这个事实保持距离（"他们输了"）。哈里森相信，那些富人和名人之所以谎报生日，无非也是想沾沾重大节日的光。某些广为人知的轶闻趣事也为这种诠释提供了支持性证据。闻名全球的爵士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宣称自己生于7月4日。然而，音乐史学家泰德·琼斯研究了阿姆斯特朗的出生记录，结果发现其实他生于8月4日。哈里森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阿姆斯特朗绝对不是唯一通过谎报生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名人。

为了进一步调查《名人录》和《先贤录》中的BIRG效应，哈里森和他的团队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了显然跟其中一个重大节日最有联系的职业，也就是神职人员和圣诞节。通过仔细浏览收集到的数据，他们将神职人员分为了两大类：主教或更高级别的神职人员被归类为"知名神职人员"，其他人则被归类为"不知名神职人员"。仅就概率而言，这两类神职人员在圣诞节出生的几率应该是相当的。但事实上，宣称生日与耶稣相同的知名神职人员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不知名神职人员。或许这也支持了一种常见的想法：神职人员的职位越高，就会越觉得自己需要跟上帝走得更近一些。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对哈里森分析中涉及到的知名神职人员过于苛刻了一些。有些父母会为了节约几个美元而谎报子女的出生日期，同样的道理，还有些人之所以谎报孩子的生日，或许只是希望好日子能够给孩子带来好运，让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在现代社会中，孩子大多数是在医院出生的，要想谎报生日可能会比较困难。但在过去，父母们是通过口头方式向户籍管理部门报孩子的户口，所以撒个谎是很容易的事情。知名推理作家乔治·西姆农的母亲就坦然承认谎报了西姆农的生日。西姆龙的真实出生日期是1903年的2月13日，正逢星期五，她母亲觉得对于自己心爱的小宝贝来说，"黑色星期五"这个日子所寓意的命运肯定是太残酷了，因此她在给西姆农报户口的时候就将生日提前了一天。如果这种诠释方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所得出的"高级别神职人员更可能撒谎"的推论就不正确了。很显然，更具欺骗性的并不是这些知名的神职人员，而是他们的父母。《圣经》里有"父罪子担"的说法，或许这正是能够为此说法提供支持的少数实证之一。

现在，有些研究人员相信，父母撒谎或许有助于解开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直困扰着科学家的一个谜团，也就是所谓的"火星效应"。

火星效应

法国研究人员米歇尔·高奎林曾把依据杀人魔头的详细出生资料得出的星座分析报告寄给无辜的普通大众，除此之外，他还对占星术的很多方面进行过测验。依据古老的星座传说，如果出生的时候某些行星高悬苍穹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在此时刻出生的人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将会变得出类拔萃。20世纪50年代，高奎林开始研究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一部着名的19世纪法国传记词典中收录了16000人的传记，高奎林据此绘出了这些人出生时的星图。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在这些人出生的时候，某些行星的确更有可能高悬于天际。这些证据后来被称为"火星效应"，就连对占星术持绝对怀疑态度的思想家也为此困惑了50多年。一位研究人员对此评论说："即便说一切都以此为准可能也不为过。"汉斯·艾森克也指出，"相对而言，如果这个结果涉及到任何造假行为，那么支持占星术的正面证据就相对减弱了"。[33]到了2002年，研究过"时间双胞胎"现象的杰弗瑞·迪恩做了一项令人瞩目的科学研究。[34]

在19世纪的时候，很多法国上流社会的人都对占星术深信不疑，他们会阅读流行的历书，并时刻关注着行星在一天中的确切位置。此外，父母还是通过口头方式向当地的户籍管理部门上报孩子的出生时间和日期，而不是由医生和助产护士精确记录并正式上报。迪恩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暗示有些父母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生活中出人头地，所以会刻意谎报孩子的出生时间和出生日期，目的无非是让孩子降临人世这件大事从占星术上看起来有个好兆头。随后，这些家长会让孩子接受必要的教育并为他们提供其他所需的资源，从而促使这些上天注定的"占星预言"自然而然地成为不争的事实。简而言之，迪恩的研究结果显示，火星效应可能跟占星术没有什么联系，但与相对古怪的社会史息息相关。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过人们是如何操纵自己的生日的，我们也探讨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而，时间心理学还有一个更为古怪的层面，也就是对一个更为可怕的话题的研究--出生日期与死亡日期之间的关系。

死神与时间心理学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是一个对死亡特别着迷的人。多数医学研究人员关心的是人为什么会死，但菲利普斯不同，他更关心人什么时候死。具体一点说，他特别想知道人们能不能为了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而拖延自己的死亡时间。1970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非常古怪--《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呈现形式的死亡》，从那时起，他便将这个话题当成了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有足够的能力对自己的身体加以控制，从而将死亡延后一小段时间，这段时间对于他们至关重要，虽然事实上延后的时间非常有限，但看起来足以让他们经历一个重要的社会或个人事件。菲利普斯对这种观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很显然有一些传闻轶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性证据。创作了"史奴比"系列漫画的漫画家查尔斯·舒尔兹身价高达数百万，他就是在自己的最后一本漫画正式出版的前夕去世的，最后的一幅漫画中含有舒尔兹亲笔签名的道别信。此外，至少有三位美国总统是在7月4日告别人世的，其中包括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士·门罗，他们很可能是硬撑到美国国庆日才撒手人寰的。

在一项研究中，菲利普斯调查了人们是不是更有可能在全国性的节日后过世。研究圣诞节前后的死亡率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因为死亡人数的突然上升完全可能是12月份的气温骤然下降造成的。菲利普斯并没有试图说服全国人民改在其他某个随机确定的月份庆祝圣诞节，而是转而寻找一个每年发生时间都不相同的全国性节日，结果他找到了中国的中秋节。在中秋节的时候，家中年长的妇女会指挥女儿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从阳历来看，每年过节的时间并不固定。菲利普斯研究了中秋节前后中国的死亡记录，结果发现，在节前一周中国人的死亡率下降了35%，但在节后一周又上升了35%。[35]

菲利普斯做过很多大型的研究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调查人们的出生日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日期。[36]为此，他分析了1969年到1990年期间多达300万加州居民的死亡证明，结果发现，在一年的所有时间里，女性更有可能在自己生日后的一周内去世。相对而言，男性在生日前一周去世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一年中的任何其他时间。菲利普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倾向于把生日看作一次庆典，所以总会期盼生日的到来；而男性更倾向于将生日作为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刻，他们会在生日临近的时候发现自己取得的成就其实非常有限，进而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压力，所以死亡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在菲利普斯看来，这些发现其实和季节波动、谎报死亡证明的信息、拖迟生命攸关的重大手术以及自杀都没有什么关系。相反，这些发现证明了前面提到的观点：有些人的确有能力运用意志延缓或加速自己的死亡时间。

菲利普斯的这个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许多激烈的辩论。[37]有些研究人员成功再现了菲利普斯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或者未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或者激烈抨击菲利普斯所用的研究方法。不过，心理因素能够影响身体健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研究显示，乐观和人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举例来说，1996年，一群研究人员开始调查2000名芬兰人的健康思维与长寿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把这些人分成了三组：悲观组的人觉得未来是非常渺茫的；乐观组的人对未来抱有较高的期望；而中立组的人对未来的预期并没有特别积极，也没有特别消极。随后他们对这三组人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悲观组的人比中立组的人更有可能死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意外事故。相反，乐观组的死亡率比其他两组人都要低很多。[38]

其实，并非只有菲利普斯一个人在研究能够影响人们与死神会面确切时间的奇怪因素。1993年，《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纳税义务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死亡日期。[39]该文结合了菲利普斯奠基性的死亡研究方法和父母为获得减免税款而操纵子女生日的可能性（前文已有所阐述）。在这篇论文中，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沃依切赫·科波兹科和密歇根大学的乔尔·斯莱姆罗德想知道人们会不会选择在最有利于后代获得遗产税优惠的时刻告别人生。

为了弄清楚事实是否如此，他们分析了美国的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革期间的死亡形态。从1916年颁布第一部税法至今，美国的税法共经历了13次大的改动。其中8次是提高税率，5次是降低税率。在媒体发布税法改革消息到新的税法正式实施期间大概有一周的时间。通过分析税法改革前后两周上报的死亡记录，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无误地表明：在税率正式提高之前，死亡率会上升；在税率正式降低之后，死亡率会下降。正如论文的标题所言，有些人可能真的会"死也要节税"。

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所收集数据的唯一合理解释。死亡资料通常来说都是由可能继承遗产的亲属上报的，如果税收义务得以减少，他们肯定能从中受益。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证明，人们会谎报富有亲属的真实死亡时间，当然还有更糟糕的情况，那就是他们被谋杀的真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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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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