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职业资格

2000～2008年，我国GDP累计增长1.36倍，经济增速从2000年的8.4%逐步攀升至2007年的13%，受危机冲击，2008年、2009年GDP增速回落至9.6%、8.7%。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结构性问题，投资和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等结构性矛盾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凸显出来。后危机时期，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最终将中国经济带入新的长期繁荣。当前的经济形势要求我国货币政策应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以中长期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并从结构调整的角度安排短期政策，避免以短期经济增长对冲长期结构调整。
稳定复苏基础与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复苏动力来源于超常规信贷支持下的政府主导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仍在培育之中。另一方面，前期国内信贷膨胀支持的流动性扩张，以及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流动性外溢，在国内营造出较强的通货膨胀预期。金融宏观调控似乎陷入稳定复苏基础与管理通胀预期的两难选择中，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是现实通货膨胀。从我国近期物价指数的变化看，2010年前4个月，我国CPI同比指数均低于3%，虽然5月份CPI同比上升至3.1%，但这一变化幅度小于发达国家目前4%甚至6%的通货膨胀容忍度。通货膨胀预期是否能通过自我实现机制向现实通货膨胀转换还需要诸多外部条件，而强劲的复苏势头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6月11日，世界银行表示了如果欧洲债务问题失控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可能再次经历严重停滞的担忧，同时，OECD调查数据也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继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可见，后危机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仍然需要将重点置于巩固经济复苏基础上，同时适时回收流动性，防止通胀预期向现实通货膨胀转换。
政策退出与事前调控
危机应对政策或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安排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具有较大的影响，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更是对政策调整时机和力度提出了较高要求，过早会扼杀复苏，过迟又会为未来埋下隐患。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实行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就为本次金融危机提供了温床。我国从2008年9月后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更具优势，在后危机时期能够担当更多的宏观调控责任，其退出也应滞后于货币政策。危机应对的货币政策主要集中于存款准备金、贷款基准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调整力度小于发达国家，其调整的灵活性也明显优于财政政策，具备先行退出的特质。总体来说，后危机时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退出需要坚持渐进、灵活、透明的方式，在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预判的基础上，及时主动地采取事前调控操作，把握调整最佳时机。
单一机构稳健性与金融体系稳定性
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央银行义不容辞的职责，疏于监管被认为是本次危机爆发的一大原因。然而基于巴塞尔协议的金融监管都是针对单一金融机构的监管，单一金融机构监管指标的稳健性并不能保证加总后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即金融监管中存在显著的“合成谬误”现象。危机期间确保单一金融机构稳健的指标往往会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例如本次危机中，按市值计价原则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迫使金融机构抛售资产和去杠杆化操作，众多金融机构集体行动进一步加大市场恐慌情绪，恶化市场无序状态，从而诱发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此，后危机时期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应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
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协调
在危机期间的全球货币政策博弈中，一国货币政策变动被给予更多预期和舆论政治压力。危机期间这种外部环境可以强有力地作用于一国货币政策，使其采取合作或跟随策略，因而部分丧失独立性。例如危机期间，美联储买入国债的举措就是在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布采取买入国债方式并取得明显效果之后才宣布的。危机后各经济体共同困难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经济复苏的非均衡性和异质性提高了跨国合作成本，全球政策合作退化为双边或多边博弈。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我国货币政策调整需要更多考虑本国经济金融市场状况，以此作为参与跨国政策协调的基础。

当前货币政策取向的几点建议
坚持宏观调控基调不变，根据形势变化实现刺激政策的有序退出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不具备调整的经济基础，但应逐步培养刺激政策有序退出的预期。鉴于货币政策调整的灵活性，政策退出应遵循“先货币政策，后财政政策”的路径，在货币政策退出过程中应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在具体措施出台之前，宜通过舆论宣传引导社会预期，强化预期引导的信号作用，促使经济主体形成与货币调控需要相一致的预期和行为方式。
强化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确保信贷投放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切实提高信贷支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长期货币政策应增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
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
当前流动性过剩仍是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的主要问题，行政性贷款规模限制不是解决流动性问题的根本办法，而应以市场化调控手段来解决，应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适时启动利率政策，科学调节市场体系流动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加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改善资产负债表状况
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制度上改变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局面。同时，以可回收、可测量、可监控为原则主动创新资产负债表的操作工具，扩大流动性回收途径，使创新工具的信号效应和示范效应更好地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
监测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保持金融系统稳定性
应运用一系列的指标和方法来进行风险评估，逐步建立各类资产价格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稳健指标的日常监测制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实现功能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货币政策应关注国际协调，但主要考虑国内因素
鉴于全球化进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中国货币政策特别是危机应对货币政策的退出应关注国际协调，降低本国政策退出的国际政治压力，谋求国内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有利国际环境，但在货币政策调控中，需要重点考虑的还应是国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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