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建“标志城”也好,建其他文化建筑也好,激愤的多还是属于媒体圈内的知识分子以及精英阶层,他们的炮火,除了猛攻那些尚处在立项或设想阶段的“虚拟城池”外,还用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责任担当,来要求以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为代表的“拥建派”,别为政府一时的头脑发热,让老百姓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反建派”在这场舆论监督战中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但却不是胜利者,在刚硬的行政命令面前,所有的批评箭簇显得软弱无力。老百姓对于这场争论,态度是漠然的,建或者不建,和他们并没有多大干系,他们不仅没有决策的权利,甚至连表态的机会也不存在。话说过来,如果当地政府真的去征求老百姓意见的话,也许人们并不会反对平地多出这么一堆庭院高楼和人物塑像——如果在拆迁、促进就业、发展经济方面,更能让老百姓有看得见的利益的话,说不定政绩工程还真的能顺利完成,让当地官员的官帽再升一级。但问题是“标志城”的投资太大了,而且300亿全部来自于纳税人,这意味着一旦这项投资占用过多资金,或者投资失败留下一座废墟,那么其他和当地百姓利益切身相关的公共建设将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而与此同时,济宁市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收回投资的计划,赢利的想法更接近于痴人说梦。所以,舆论的监督有利于清醒当地政府的头脑。同样是耗资巨大的工程,浙江农民企业家徐文荣投资200亿元重建圆明园,反对的声音与“标志城”相比弱了不少,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标志城”的政府行为色彩浓厚,而“圆明新园”则披上了民营企业经济行为的外衣——虽然它的建设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但很显然,徐文荣还是承担了主要的风险。
通过这些事件所散发的文化浮夸风,却更值得担忧。作家冯骥才在肯定“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顶峰”的同时,也对“争着把钱贴到‘塔尖’上”进行了批评。而目前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复古和仿制建筑的建设行为,就是争相地往“塔尖”上堆钱,一同被堆起来的,还有相互攀比、追求奢华的虚荣心,而这,却是传统文化不能承受之重,也和传统文化一直倡导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精神背道而驰。传统文化是否得到弘扬,不在于建设了多少“大项目”,而应多考量与之相关的民族精神气质,融入了多少传统文化的底蕴。国家将清明节列为法定假日,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插柳、做青团等消失已久的文化活动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回归传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百姓没有感受和参与的机会,政府花再多的钱也白搭。民间和政府虽然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达成了共识,但落实到具体操作上来,政府往往还是为自己的越俎代庖而陷于尴尬境地。
材料52005年10月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告终,留给中国人的是一连串关于保护传统文化的反思。2007年底,媒体又传出韩国学者提出汉字“申遗”的消息,如何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焦点话题。
2007年年底,《新快报》刊登出韩国学者提出的汉字“申遗”的消息称,韩国《朝鲜日报》曾报道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说,经过他十年研究和考证,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把汉字带到了中国,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他将建议韩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
随后《北京青年报》称,韩国联合通讯社已发表文章澄清汉字“申遗”并无根据,纯属“误传”。韩联社表示,据调查,首尔大学的韩国历史系和东方历史系里并没有朴正秀其人,韩国政府也没有把汉字作为韩国文化单独申遗的打算。紧接着《环球时报》公布了有关调查,称中国有些媒体的报道确有出入,但少数韩国人确有主张“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朴文基2001年6月出版了一本名为《汉字是我们的文字》的书;韩国还有一个大钟语言研究所声称:“创造汉字的民族并不是汉族,而是我们的民族(东夷族)。”),但他们的主张在韩国并非主流。调查称,类似的奇谈怪论,在韩国一些学者和网络作品中还屡见不鲜,涉及中韩两个民族的文明发源、历史和神话人物、传统医药等等。两国专家认为,中韩近来不时擦出“文化火花”,双方今后都应多些宽容和克制,少传播民族主义情绪。在“汉字申遗”风波被澄清的同时,人们注意到,汉字在韩国确实很受重视: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用繁体汉字题名,不少著名企业在招聘时,也要考虑应聘者的汉字能力。不仅如此,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态度和行为也引发了中国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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