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一、注惹事项
1．本卷总分100分，限时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
2．用黑色钢笔(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第一、三页)相应位置上∶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第一页准考证号的信息点。
3．看清答题卡题号位置，每题都要用黑色钢笔(签字笔)作答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4．请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5．答题结束后，将题本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考人员。上交时，务必请他(她)在你的准考证上签收。否则，若题本和答题卡遗失，由你承担责任。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村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但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可以说，农村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环—
材料一∶
(1)记者近日在农村采访时发现，农村丧葬攀比性消费导致一个普通农民的葬礼就能消费掉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纯收入，葬礼消费和人情债成了农民经济生活的一个沉重负担，亟需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河北藁城市一位71岁的农村老人张某不久前去世后，他的4个生活拮据的儿子集资为他操办了一个体面的丧事，除去买棺材、火化、搭灵棚外，加上请戏和放电影、摆筵席等，总共花销4410元。同时，张家办丧事，收取了亲友和村民送的7970元礼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类似这样“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有的农户甚至变卖耕牛和生产工具操办丧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杜志雄说∶重生重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农民操办白事是维持邻里关系的一种方式，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举办葬礼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比排场、比体面，而是为了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但如果因操办白事而增加农民自身负担影响了生产的投人，则是民俗文化的扭曲，和目前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也是格格不人的。
由于基层文化的缺失，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正在悄悄入侵山区百姓的生活，山西省兴县康宁镇，去年曾出现了一些宣扬诸如“哭就能升天”、“一人每天吃二两饭就行”的邪教。一个叫高利春的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还有临村的一些妇女、老人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练功，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去山上吸气(吸收仙气)，大家围在一起又哭又唱，说是能强身健体，仅我们村练功的人就近500人。”康宁镇党委书记牛贵崇说∶“村里要集资办点公益性事业，很难收钱，村里许多人都不愿意交，但那些邪教的钱村里人交的都很积极。”
 
地市以下的基层电视台都在播放什么节目?近期一些读者反映，这些电视台只干三件事∶新闻让领导露露脸；广告密集得让群众翻白眼；电视剧看得观众分不清点。基层电视台成为地方领导的亮相舞台，成了一些部门的赚钱工具，而对群众急需的农业生产技术、群众渴求的文化生活问题，他们几乎不予关注。近日记者到豫鄂交界的河南省唐河县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
一些群众反映，广大农民观众很希望能看到农业技术、农业法规以及农经信息方面的电视节目，因为这样的节目能帮助大家了解政策、学到实用的技术，有利于切实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一位农民朋友感慨地说，中央电视台已经开设了很多频道，怎么不开通农业频道呢?事实上，中央电视台七套就是农业和军事频道，问题出在基层有线电视台没有及时发现受众的需要，没有转播相关节目。
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乡电视台就是靠平时播个广告、农民红白喜事点歌、点电视剧来养住自己的几个人。
(4)中国农业出版社是出版“三农”图书的主力军。该社图书营销部主任杨连增说，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1000种左右，加上重印的约800种，“三农”图书品种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数图书发行量都很不容乐观，许多书籍出来没几天就进了仓库。
一边是出版社“三农”图书积压，另一边却是许多农民家里无书可读。广西隆安县城厢镇宝塔村，是一个有l800多人口的种植大村。村支书余××是种植大户，每年仅龙眼、板栗等收入就超万元。但他家里惟一一本《龙眼高产栽培技术》，还是2002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
该县新华书店经理说∶“三农”图书在书店图书种类中所占比例不到1／3。
造成出版社图书积压，许多农民家里又无书读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出版环节和发行渠道上。就出版环节而言，许多农民反映有的“三农”图书让人“看不懂”、“用不上”。
(5)“农闲没事干，不打牌干什么?”记者在西安市长安区新一村及小新村问及村民为什么喜欢赌博时，有些村民竞这样回答。由此可见，文化生活匮乏是导致新一村赌博成风的根源之一。村民三三两两地坐在村头及自家门口聊天。他们告诉记者，农闲时，都不知道该干啥才好，打牌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方式。妇女们打打麻将，一般输赢也就是几元钱，但男人们觉得打几元钱没意思，用“二八杠”赌钱才过瘾，“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够刺激”。加上村及镇相关部门制止不力，遂使赌风盛行。只有从逐步健全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村务管理制度、丰富农民业余精神生活等方面人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农村的赌风。村民们还说，现在还不是赌博的兴盛期，到了冬天，村民们无所事事，赌博情况更严重。
材料二∶
农村赌博成风，不得不提近年来流行的地下的“六合彩”。
(1)据广东省农调队2003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O％，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人，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农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3亿元，自2002年起三年中先是跌破4亿元，后缩减为2．1亿元，直到目前的4472万元。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目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2)来自当地警方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人群，农民的积极性最高，占总数的40．74％。
“地下‘六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彩’1∶40的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按‘1 O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 O元n”
某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3)抛开“六合彩”赌博，私彩敛钱的违法性不说。从形式上看，国家发行福彩与私彩相比，缺乏趣味性，且返还率低，难以吸引彩民。另外，国家发行的“私彩”与“福利彩票”一般只把发售点设到小城镇，而忽略农村地区，也给地下六合彩留下较大空间，合法彩票的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体彩，福彩品种，游戏规则，宣传力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国有彩票的公益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国家发行彩票的公益性感受不充分。我国发行彩票已有18年。仍没有规范彩票活动的专门法律法规，彩票发行和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使人把彩票与赌博相混淆，执法部门对变相发行彩票行为难以界定，对非法彩票的处罚缺乏准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很多人把六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某镇农村信用社马主任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地下“六合彩”还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99。
地下“六合彩”的专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
(4)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打彩专业队”。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灾区”面貌，但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讯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本报记者在互联网上，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有专家认为，屡禁不绝一定程度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相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造成打击难”。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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