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第六篇
注意事项
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答卷110分钟。
3.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给定资料

1. 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也应该提高，如此逻辑，主导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因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增长跟不上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引发了许多人怀疑政府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更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制度。
2. 发达国家的农民显然是没有收入问题的，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方法大家也都比较一致：国家给予农业补贴。
?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补贴农业，还可以说是偶然；如果只有一部分国家补贴农业，也可以为分析不同国家的农业政策留下余地。可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补贴农业，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受到如此长期普遍的特殊关照。于是，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中，工农业真的可以均衡发展吗？无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式如何精巧，图形如何美妙，市场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农民收入要跟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市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3. 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不仅如此，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三农问题就存在了，亚当斯密曾经告诉我们，财富来源于分工；而农业不可能积累财富，因为农业中的分工受到了限制。可惜的是，许多自称是亚当斯密信徒的人，却认为完全市场中的农业可以积累财富，可见，要做亚当斯密的信徒并非那么容易。
?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收入问题，并非是指农民收入不存在绝对增量，而是指收入增长的速度显著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人试图证明，市场可以改变这一状况；并以这种状况为理由，指责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许他们可以找到无数的论据，但他们不可能在经济学中找到这样的论据。
4. 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制于土地，由于土地的收益递减性质，任何要素的投入增加，其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数量不变，农民的收入就存在一个上限，任你如何增加投入都无法突破的上限，而非农业却没有这样的上限。一个有上限，一个没有上限，其结果如何，简单明了，市场如何令农民收入增加？也许有人以为科技进步可以突破上限，但是，首先科技进步的投入并非农业可以承担，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农业并非独享科技进步成果，科技进步对农业的推动远远小于对非农业的推动。所以，讨论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是否同步的问题时，最好不考虑科技进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农民耕种的土地。所谓收入增加，无非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有效途径，就是耕种更多的土地。
?   土地的自然储量是有限的，增加农民耕种土地的数量，唯一的方法是减少农民的数量，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增长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原理。可惜的是，我们无法重复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增加的过程。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型，其基本原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基本吻合。他认为，经济的发展的过程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的过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则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率，称为“制度工资”，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当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时，非农业部门的财富是不断积累的，而农民的收入则仍然低于不变的“制度工资”，形成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三农问题”。
5.   英国人曾经用超过百年的时间，成功地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支撑这种就业转移的是包括大英殖民地在内的世界市场；美国人曾经也曾经用超过百年的时间，成功地将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支撑这种就业转移的也是整个世界的市场。中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超过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而农村还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有多大的市场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提供如此众多的就业机会呢？
美国的农民只有不到人口的2%，不仅有足够的市场，也有足够的土地，但是，他们如果要生存下去，仍然需要国家的补贴。用49个人的国民收入，来补贴一个农民，经过补贴，美国解决了“三农问题”。
   ?
6. 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了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经济学所熟悉的理论在南美，在东欧，在印度都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观望或思考，他们观望在中国还会发生些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解释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几乎全部选择了暂时沉默，学术声誉可比生命还重要。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却在不断地、反复地用几句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语言不断地批评中国。但你只要多读一点教科书，你就会发现，经济学没有这样的理论，说市场可以解决农业收入问题。在实践中，也没有国家相信市场基本教义的教条，他们坚信，要保证农民的收入，依靠市场都是扯；，要真正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只有依靠非市场的手段，依靠国家的补贴。

7.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在农村推行了两大基本制度，一是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是村民自治制度，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20多年来，这两大基本制度基本上决定了我国农村政治社会的基本形貌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土地权利进一步明确化，村庄政治进一步选举化，这一导向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在广大的农村就看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举办难、农民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在政府的“良策”和学者的“高招”一路高歌之时，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却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国家近年来先后推行了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先是费改税，紧接着又免除了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并以乡镇体制改革为其配套改革，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之最，被称为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税费改革这一惠农政策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继续做出相应的调整，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
从总体上来看，前一阶段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解决农民的办法在于消灭农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由于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9亿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中转移出去，也就是说，以前“消灭农民、消灭农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所以，才导致了“三农危机”的发生，而税费改革则是对三农危机的被动应对，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转向将对今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8. 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农村建设是在税费改革以后启动的，税费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则构成了新农村建设在启动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益事业：举步维艰。
从税费改革的实施结果来看，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国家在杜绝基层组织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基层组织干不成事。税费改革后，由于基层组织的严重缺位，致使农村公益事业无法举办，给农民福利和权益造成了新的损失。
在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举办公益事业异常困难，分散的家庭经营本来就不好组织，而乡镇体制改革又导致政府权力弱化，加上又不缴农业税费了，现在的老百姓是越来越调皮，而基层组织则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农村现在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人不同意，公益事业就办不起来，如果基层组织要强行实施，那些不同意的个别人，动不动就去上访，而且往往是越级上访，基层干部就要挨批，越级上访挨批的更重，这样一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就成了泡影。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给钱都办不成事，比如镇里要修一条路，国家有配套资金，可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不出钱，哪怕是十几块钱，而国家发给农民的粮食补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都用来打麻将了，倒不如集中起来，用于村庄的公益建设。
在稻产区的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用水的问题，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插花地较多，所以农业生产用水是一家一户办不成，也办不好的事，税费改革之前，在农民负担中，有一项就是水费，放水都是由基层组织来统一组织的，而农民也会以不交税费为由要求基层组织在农业生产需要用水时放水，税费改革后，乡村干部不找农民要税费了，而农民需要水时，也找不到干部了。如果要自己放水，就有人搭便车，上游的人就专门等着下游的人放水，“搞（偷）水又不犯法”，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去放水了，虽然水源条件很好。这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粮食减产甚至比以前的农业税费还要多。所以，税费改革以后，农民所要面对的风险较之以前还要大，面对大旱，现成的水利实施用不成，只能自己打井，农民之间相互猜疑，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互不信任的氛围，要抽不成水都抽不成，要干死都干死，你要是抽水就会有人搞破坏，不是电线被偷了，就是毛渠被扒开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农民之间的合作简直比登天还难。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变得非常“散”，比任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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