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经过电子磅的时候，他的车却显示超载了，而且超得还不少，超28吨，孙师傅急了。
孙师傅：“卸28吨，卸28吨我就空车了。”
记者：“这车会卸载吗？”
张山营整治小组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决定不了。”虽说单子上写明了卸货的重量，但是在场的工作人员却迟迟没有开始卸货，原来，按照路政部门对货车超限的技术规定，孙师傅的货车只能拉11吨，要卸货28吨，但是按照公安部门对超载的规定，孙师傅的货车可以拉39吨的货物，也就是说，孙师傅不需要卸货，记者还注意到，在这次联合整治超载超限行动中，负责测量磅秤的是路政部门，真正卸货的则是公安部门的交通部门。
张山营整治小组工作人员：“它各执各的法呀，那是公路法，那是交通安全法。”虽然无论是超载还是超限的货车都算是违章，但是很多司机却不以为然。
货车司机：“不合乎道理，我们拿了60吨的养路费，你让我们拉10吨、20吨，那现实吗？”运输司机、交通部门、路政部门相持不下，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等待，终于等来了结果，经过反复核定孙师傅的货车需要卸货7吨。工作人员：“没超载、超限了。”
记者：“是按照公路局的规定吗？”工作人员：“对、对。”如果真是按照路政部门最初核定的超限标准，孙师傅的货车应该卸载28吨，这7吨是怎么来的无从考证。与孙师傅的情况类似的还有后面几辆货车，但是因为卸载数量不大，因此司机们都同意卸货了。
货车司机：“师傅，拿个铲子比划，看看我们超载没有。”
记者：“你们会不会卸多呢？”卸货人员：“大概不会，我们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是卸不多。”记者注意到，在卸货地点没有磅秤等称重设备，卸多卸少主要靠目测，孙师傅卸了7吨，工作人员也表示认可：卸货之后按照规定还要看新核定总重量，货车来到了复检的地方。记者在复查部门的窗外等了10多分钟，工作人员却始终没有出示货车的总重量和卸载情况。他们一直在房间里讨论，并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疑问。透过窗户，记者看到了电脑上的货重数据。工作人员：“卸了23吨。”
孙师傅：“卸了23吨，不可能。”
孙师傅一口否定自己卸过那么多货，卸载7吨为什么变成了23吨。一位工作人员正好走过来，记者上前询问。
记者：“现在卸载了多少吨？”
工作人员：“我不知道。”
记者：“我们看到有23吨。”
工作人员：“不可能吧？”
记者：“现在有结果了吗？”
工作人员：“他们还在算呢。”
记者：“还要算吗？”
在卸场外面的张山营路口还有很多货车在排队候检。货车开走了，却给记者留下很多疑问，关于过磅秤的标准，关于超载和超限的理解，现在公安、路政和相关部门正在连夜开会，我们正在等待他们的新答案。联合整治出现这样的局面，出乎意料，看来，有关部门在执法环节上，还需要进一步协调。超载超限治理难。提供除有执法方面的因素，最根本的还在于利益驱动：在采访中，车主告诉我们，只有多拉快路，才能有利可图，也正因为这样，跨省联合行动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让超载车辆上路。“检查严、我们就停，检查松、我们就走。”一位超载司机与记者闲聊。“公路上的车流量与检查站的松严有一定的关系，治超刚开始的几天，好多司机都停下来了。过几天，感觉检查站查松了，就又上路了。”一位司机对记者说：“过两天，不少司机发现检查站查松了，就会把车开出来，特别是有些大胆的司机，更想乘着运价较高的时机，多超一些，多赚些钱。”当然，这种车流量的升降，与治理的目的格格不入，业内人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少有司机把“大吨小标”车恢复吨位。这里有司机不懂治超政策原因，也有恢复之后要多交过桥过路费的因素。一位张姓司机更是找到记者说：“现在到处都设了检查站，吓得我都不敢开车出门了，可政府部门总要给我们想个合法经营的办法吧，要不我的买车钱，岂不是打了水漂？”记者告诉他，可以恢复吨位时，他才恍然大悟。但是恢复吨位后，又出现新的问题。有位司机说：“不出台新的通行费收费标准，5吨的车恢复到10吨后，过桥过路费要多交，也不划算。”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一些相关政策没有配套，加大了治超难度。在晋煤外运的源头山西省，面对这次大规模治理，还有没有超载车辆上路呢？11月30日，记者来到了山西省大同市面上平旺乡的庄村，这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在接到华北5省市联合治理超载的通知书后，全村所有的运煤车都基本上停止了长途运输。
记者：“禁令下来之后，你们还跑运输吗？”
货车司机：“不跑了。”
记者：“那以后怎么办。”
货车司机：“现在不跑了，现有你看，车在家里放着。”
记者了解到，庄村现有个体运煤车大约400辆左右，从事煤炭运输、销售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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