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社会工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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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以来，英国的社会工作处于最混乱的发展阶段。面对着日益增多的贫困群体和日益紧缩的资源，社会工作受到各种批评。从实际工作到方法手段；没有哪一个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从国家内部遭遇过这种敌意与指责。描述英国社会工面对的困难。分析为什么在遭受了中央政府和其他部门的广泛批评后，社会工作专业仍然存在的原因，并提示这些趋势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未来发展将带来的影响。

一、杜会与历史背景

虽然英国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列，但是5500万人口的经济状况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都市里，只有不到2％的人口工作在农业、渔业与森林业。尽管公共社会服务的网络得到不断发展；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如社会阶层，性别和种族等歧视仍被异常地保留并存在于20世纪。这种种不公平现象尤其在一些大都市和工业中心表现明显。在这里有相当多的人口处于长期贫穷和与之相连的痛苦之中。这种状况使这个国家的地区分布带上了非常明显的政治和经济特征。

二、社会工作和家庭

在1987年，撒切尔指出，“社会中什么也没有，只存在独立的男人和女人”。对撒切尔和她的支持者来说，由于福利国家和社会工作者削弱父母权威和家庭传统活动的侵害，家庭被人们严重地低估、忽视了。要恢复经济繁荣，必须重建传统家庭。

女权主义运动导致的父亲权威的颠覆，被认为是家庭被削弱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急速上升的基本原因。重建父亲天然地位的重要性，1987年“新右派”新闻记者PallJOhnson给予了很好的表述。他说，保守党要把父亲重新推到家庭餐桌的领导者的位置。父亲承担养育家庭义务，同时也应该为子女的行为负责。多年的女权主义运动和一些有害的立法如（平等机会法）已经严重地削弱了父亲在家庭中的无可争辩的地位。

三、在儿童虐待领域

社会工作者不仅注意当代家庭生活问题，而且明确无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男人对权力与权威的滥用上。这样他们对政府提倡的把责任从国家转向家庭的福利战略成为控制和守纪律的代表，而不是苦难帮助者的角色。Jodan（1988）指出，社会工作者表现出了更多的不满倾向，并正在用强制手段对待他们的工作对象。这种情况特别清晰地表现在儿童照顾领域。其他的证据也同样表明，在社会工作者当中比以前具有了更多的惩罚性意识。在他们和工作对象之间存在更多的社会距离和对反对合作与分享的更多强调。他同时导致了社会工作自由和人道之维被系统地剥夺的过程，遗留下来的是那些权威的和控制的层面，尽管这个层面一直是英国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黑人对象来说，社会工作一直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当社会工作越来越成为严格控制的、惩罚性的福利国家的代言人时，这副面孔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越来越让人憎恨。

四、法律与秩序

社会工作向强制性方向倾斜的趋势同样在近来英国关于法律与秩序的争论中变得日益明确。自1969年（儿童和青年人条例）通过以来，有影响的群体如警察和法官就一直反对由条冽给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服务机构在照护违法青年方面所确立的重要地位。早在1976年，约克郡的副警察局长就抱怨：“社会工作者和感化官员已经成为执法的伴脚石，这些人的杰作就是把一些犯法的年轻人从法庭上弄走。我讨厌那些所谓的特殊人物的影响，他们对那些从来没做过好事的丑恶分子总是通过一些柔弱、感伤、娘娘腔的模棱两可的办法进行引导。”这些想法在许多“新右派”记者中产生回应，如PeregrineWorthome。只有优秀分子才愿接受警察的棍棒而不是社会的同情作为1969年（儿童和青年人条例）的倒退，1982年和1988年颁布的《犯罪公正条例》将社会工作机构拥有的很大毗权力转移给了法院和警察。立法把社会工作拥有的通过法庭指令一个机构对年青人进行院舍照顾的自主权给取消了。同一立法还引进了新的非监禁管制办法。如对年青犯人实行宵禁，由社会工作者和指定的感化官员进行管理。不仅如此，立法还将司法官拥有的对孩子的犯罪行为进行裁判的机会扩大到了一些被认为是好的家长。后面的条款还可以看作是保守党政府为强化父母职责的策略的又一体现。就像政府的白皮书（年轻犯人）（1980）指出的，“法律的进一步纯化与扩展，会鼓励法院断定父母有义务负责任地对待他们的孩子，并在权力范围之内采取措施预防他们的犯罪行为”。

理论上说，这些措施同样对社会工作的自主地位构成挑战和贬斥。与撒切尔回复冒险事业伦理相一致，犯罪的原因被归结于个体和家庭，而不是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如JOhnPa－ten，一位内阁部长所指出的，“我对人们为什么会犯罪的分析越来越厌恶，5年前我们就被告知，是由于托利党执政，由于失业，现在仍然是由托利党执政，由于他的影响导致了犯罪。所有这些事情都荒唐可笑。最终说来，人犯罪是由于他们的本性是坏的”。

诸如此类的情绪化语言在1981年－1985年的内陆城市的骚乱中到处都可听到。这些由政府和他的支持者保守党们发出的声音是社会上道德败坏和犯罪日益增加的表症。在这些社区中关于失业、贫穷和日益恶化的住房条件、种族主义以及警察暴行的破坏性的种种争论都一律被政府予以拒绝，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就是支持和赋予警察作为进行不断地控制的工具以合法地位。这种强硬措施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相对温和的反应形式形成强烈对比。当时为缓和城里的紧张气氛，政府实行了一揽子的改善城市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项目。

对社会剥夺导致暴乱的原因的分析，成为近期保守党政府解决社会弊病时经常探讨的主题。父母履行职责的不适当一直被认为是青年人犯罪的原因。成年人犯罪则被归结为罪犯个体的不负责任。工薪阶层和黑人群体的困难的生存处境的原因被转嫁给他们自身不适当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年轻人的失业被认为是由于福利国家自身的结果。用撒切尔的话来说，“对年轻人来讲，在16岁时，一从学校出来就直接进人社会保障是太容易了，他们喜欢这样，他们有一大笔钱，过着一种不会有任何机会进行学习的生活方式”。

五、回应挑战

与一些愿望相反，社会工作在撒切尔主义的攻击下仍然生存下来。直到今天，与从前相比，有更多的人被聘为社会工作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工作繁荣起来。但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挑战，社会工作能够作为一种职业（专业）生存下来吗？

遗憾的是，直至今日，社会工作者仍然存在一些有组织的反对声音。社会工作者似乎没有能力回应福利国家的权威正趋向消失的趋势。专业（职业）不但处于守势，力量虚弱而且士气低落。不幸的是，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却常被大量的繁重的工作任务所压倒，从而压制了他们的反抗力量。正如一位高级社会工作者指出的，“工作没完没了，你必须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许多领域里的事情等待你去处理，但仍然有很多事情处理不完。这使你感到自己特别脆弱，无能为力”。结果是，社会工作实践人员在他们的机构中，在专业知识和工会联合里，不像他们在70年代那样，现在很少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不过，仍然有人试图回击保守党的挑战。也许，在近年来，最有影响的回应挑战的举措是专业社会工作教育。部分原因不仅是他躲过了一些新的政策的冲击，而且因为在7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成为专业（职业）系统和进步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事实上，对某些评论家来说，社会工作课程是社会工作激进主义甚至专业好战精神最主要的原因。虽然被严重夸张了，但这种批评方式提示了社会工作院校的领导地位，一些人如Dame、Eileen和Younghusband在1948年和1970年国家社会工作扩张中表现尤其突出（Jones，1983）。

不仅如此，就像社会工作机构性质被改造一样，社会工作教育的功能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如Jones在1989年指出，这个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变过程，看来可能要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结果是发展了一种两年制的社会工作证书。与耗尽了社会工作教师的精力相区别，这种证书系统支持了政府对社会工作采取的措施，并随之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培训。

引进这种新的证书，专业确认组织——社会工作教育训练中央委员会，使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主要由公共机构雇用的社会工作者承担的重要活动的定义合法化了。同样，他也给这些雇员在履行规划内的项目时予以显着位置。并且，对这种新证书的授予规定得特别具体。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这些训练项目对发展人的分析能力的机会不会很大，但对从事有效的实践活动却至关重要。总的来说，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新证书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可能会否决由立法给他们规定的种种要求，因为没有一种专业标尺来评估指派给他们的任务。

除此之外，在欧洲社会，这种证书还没有得到专业承认，这对英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地位的确立来说是一个打击。保守主义至今还没能将英国社会工作打上的进步和激进的特色给予消灭。在机构内部和社会工作教育领域，一些人努力坚持社会工作自由化，使其成为反种族主义和反

（责任编辑：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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